至于政治上的原因，很多学者主要把它归于两次世界大战。许多人庆幸战争的灾难已经过去，生命实在太短暂了，还不如及时行乐的好。

　　徐：这让我想起美国“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杰克·凯鲁亚克写的那首著名的诗《嚎叫》，和另两部非常重要的作品《等待戈多》、《在路上》，它们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那时的美国青年是何等地空虚、无聊而又绝望，绝望到了要嚎叫。

　　而这空虚和绝望又使我想起西方一个哲人大叫“人死了”，这是继尼采的“上帝死了”之后对人类价值，准确一些说是人文主义的绝望。他们再也找不到人活着的意义和价值，于是行为主义就成为青年人推崇的重要方式。而行为主义在根本上说，也是无事无补的，因为它无法说明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行为本身似乎也死了。这就是说，这个世界死了。这是多么地可怕！由此我想说的是，既然西方世界的精神已经倒了，他们所奉行的一切都是充满了矛盾与倒退，而我们的青年却还是觉得人家的好，要不顾一切地模仿，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我们的很多学者，如果一旦碰到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就会对人说：“你看看人家西方是怎么怎么地”，西方成了唯一的准则。我希望“性革命”不要也被我们的社会学家和性学家毫无取舍地推行到中国来。

　　刘：前面我们似乎已经谈过，我觉得中国是不可能爆发“性革命”的，因为我们古老的文化在制约着性。

　　徐：但愿如此。除了前面说的原因外，还有哪些原因？

　　刘：妇女解放运动也是“性革命”的兴奋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阶级的融合--人口从乡间涌向城市，人际空间渐趋紧密，职业妇女地位提升，使得传统的父权制逐渐崩溃了。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男子上了战场，女子取代他们的工作，使更多的妇女走出家庭而取得独立。在这种运动中，有不少妇女产生了争取性自由的勇气，妇女在性方面的开放和主动也成为“性革命”的重要内容。

　　除了这些原因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而且也是20世纪性之所以非常开放的重要原因，就是口服药和避孕套的使用。这是科学带来的。科学说，你们大胆地进行性交吧，只要你们不忘记我的发明。人们也这样做了，而且发现它完全实现了另一场革命，那就是生殖与性活动可以分离。

　　徐：既然人们对“性革命”有褒有贬，也就是说它既有合理发展的一面，又有可恶的一面，那么，如何来认识它呢？也就是说它如何在真理与荒谬间徘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