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之所以成为一部有名的禁书，就是因为它是“古今第一淫书”。它那赤裸而又放肆的对于男女性行为的大量描写，实在是空前少见，惊世骇俗的。今天，人们要出版、阅读、研究它时，谁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本来，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古往今来，世界上哪间房屋里不发生这等事情?因此，流传至今的周代的鼎盘、汉朝的刻石、唐代的铸钱，都有如此这般的造形。元代喇嘛教所铸的欢喜佛之类的裸形交合的神像，今天仍可见之于北京的雍和宫。生民之初不明白生殖机能的科学意义，这就十分自然地对这一人类赖以生存、延续的行为感到既神圣又神秘。在先秦两汉时代还有不少专著来加以研究，如《汉书·艺文志》中所列的《素女经》、《容成子》等就有好多种。但是，后来我国被以讲究“礼义廉耻”的儒教所统治，这等事情也就慢慢地成为可做而不可说了。只偶尔在《汉书》、《晋书》、《唐书》之类的正史中略见几笔，有《飞燕外传》、《游仙窟》、《迷楼记》等小说稍作铺叙，以及零星的几则笔记、有数的几幅画有所泄露之外，一般都避免提到它，更不去描摹形容它。假如一定要提及，也往往用“云雨”、“敦伦”、“房事”、“人道”等字眼来加以取代。就是有关不正当的性行为也有代称，如乱嫖称之为“寻花问柳”，奸暴则曰“狂蜂采蕊”，诸如此类文雅又含蓄的名词，使人读了不至于脸红。然而，《金瓶梅》却一反常态，竟大写特写其男女苟合，乃至种种乱伦灭理的滥交。于是，有人对照现代西方的某种颇为时髦的风气，禁不住惊叹：《金瓶梅》宣扬的是“性解放”，而且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金瓶梅》真的是宣扬“性解放”吗?在《金瓶梅》产生的年代里，人们对于性与淫是有严格区别的。性指正当的夫妇生活；淫则指无度，乱合。《金瓶梅》的作者对于与“食”并列的“性”显然不是简单否定的。屠隆在《与李观察》信中就谈到自己的性欲“其根固也”，“若顿重兵坚城之下，云梯地道攻之，百端不破；”这是因为“父母之所以生我者以此，则其根也，根固难去也”。在《金瓶梅》中，对于符合名分的生理上的要求，往往并无非议，通常只是用“是夜在（其妻妾）房中歇了”之类一笔带过，对于并不贪淫的吴月娘、孟玉楼等人也并不流露多少贬斥之意。因为这是“性”，不是“淫”。那么作者对于在性的问题上“自由”、“解放”的态度如何呢?显然，他认为这是淫，是必须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