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会衔复奏时，曾国藩特别附了一个夹片，陈明“实无主使别情”。他是个重实践的人，与那些三天一奏、五天一折，喜欢发议论以见其能的督抚，纯然两路，无事不上奏，所以上奏格外有力，附这样一个夹片，虽不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痕迹，但确有用处，意思是知会军机，此案到此就算结束，再也问不出别的来了。这样，倘或还有言官不服，要想翻案，军机处就会替他挡在前面，设法消弭，不致再别生枝节。

郑、曾、张、魁四人反复公开声明，“毫无确供”，那么明知无确供，还要如此定谳，这个定谳当然不是信谳。主审大员明知不应为而为之，何故？可是，朝廷最终也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此时，朝廷大概已经从郑敦谨的奏折当中知晓了实情的经过了，就只好顺水推舟的批准了曾国藩的请求，3月26日，谕旨下达，肯定了郑、曾的奏结。4月4日，曾国藩奉旨监斩，将张汶详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当然，马新贻的家属、旧部，还有些秉性正直的人，心有不甘，但也只能发发牢骚，无可作为。朝廷重视此案，两派钦使，而且对马新贻的恤典甚厚，总算仁至义尽，这口气还能叫人咽得下去。至于案子的办得不彻底，细细想去，也实在有些难处，就只有忍气吞声。

7.真相推测。

此案完结之后，孙衣言倒是不洗不饶，他是个读书人，有笔在手，可以不争一时争千秋，他为马新贻所撰的墓志铭，秉笔直书：“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经断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而狱已具且奏！衣言遂不书‘诺’。呜呼！衣言之所以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这篇文章一出，外界才知别有隐情，对郑敦谨的声名，是个很大的打击。他本来就有难言的委屈，从结案以后，就杜门不出，钦差在办案期间，关防是要严密的，一到结案，便不妨会客应酬。而魁玉邀游清凉山，曾国藩约在后湖泛舟，郑敦谨一概辞谢，只传谕首县办差雇船，定在二月初回京复命。其实郑敦谨心里很明白，他只能以苦笑对之。未等圣旨下达，更没等张汶详正法，他愤然离开了江宁。曾国藩送他程议，他分文不收，两个随行郎中每人收了500两银子。曾国藩和司道各员送他到江边，他板着面孔，头也不回地扬帆而去。

郑敦谨并未回京交旨，走到清江就停了下来，打发两个郎中代他回京交旨，声称有病不能回京。钦差大臣不回京交旨，按清制是要治罪的。曾国藩觉得有点对不住这个湖南同乡，从中斡旋，京里头的恭亲王也在暗中出力，方才掩饰出去。但是郑敦谨并不领情，后来借巡视地方为名，到清以有病为托词，请求开缺，并终生不再为官。郑敦谨的两个助手回京后悄然而失。6月，颜士璋被放到兰州，虽是给了一个没有实缺的知府，与充军流放所差无几，不久回籍赋闲。伊勒通阿，8月19日“给全俸以养余年”也回老家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