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帝的“昏”，从这件事上开始显露，后来就越发不可收拾。凡护卫有功的，任其败死。而对于魏忠贤，“移宫之是非，选侍之恩怨，忽然尽反其态度”。著名明清史学者孟森先生认为，大明出了这样的皇帝，是“天亡之兆”；天启帝纯粹是朱家的一个“至愚极不肖之子孙”(《明史讲义》)。

魏朝败死，这只是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客魏联盟扫荡内廷的第二个目标，竟然是天启帝即位后，宫内最有权势的大太监王安。

说起王安，这是客魏二人的老主子了。王安是泰昌帝当太子时的伴读，泰昌帝一即位，马上就升他为秉笔太监，深受信任。在移宫案发生时，又是他出大力遏制李选侍的阴谋，护卫天启帝有功。

客、魏二人早年伺候皇孙朱由校时，从东宫系统上来说，就已算是王安的下属了。两人在勾结之初，曾经分析过内廷的人事，觉得王安是最具潜力的领导。于是商定，一定要拍好王安。魏忠贤送给王安的人参，都是天启帝赐给客氏的，魏忠贤每次都拿出一部分，送给王安，还特别强调说：“天赐富贵，叩献做汤用。”(《酌中志》)

那时候，魏忠贤对王安毕恭毕敬。每次见王安，必撩衣叩头。王安不叫不到，不问不答，极为恭顺。

王安是个正直的人，但就有一点小毛病：喜欢奉承，不识人。魏忠贤所以能一步步靠近中枢，魏朝的作用只是美言，而起实质作用的，都是王安。尤其是在盗宝案的处理中，王安更是救过魏忠贤一命。

这样一位“恩公”，怎么会成了魏忠贤要灭掉的人？

那是因为客魏联盟定型后，权势陡增，已经能与王安相抗衡，他们再用不着王安这棵大树的荫凉了。相反，王安由于太正直，成为了他们的眼中钉。客魏这种小人，本能地意识到：要想在内廷随心所欲，有王安在，就不大可能。

偏巧在这时，王安对客魏不仅构成了潜在威胁，而且也有了正面的冲突。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十一月，王安见魏忠贤侵权日甚，就奏报天启帝，要求严惩这个无赖。恰在此时，御史方震孺、刘兰、毕佐周等接连上疏，要求逐客氏出宫。天启帝被逼不过，表现了最后的一点清醒，答应在先帝大葬礼之后就让客氏出宫，并将魏忠贤交给王安鞫问。

这是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

鞫问，就是审问，不老实的话可以用刑。魏忠贤在得势后，本性已露，王安应该有所警觉。可惜，这次王安又是心太软，盘问一番后，令其改过自新，就把这家伙给放了。

高阳先生在《明朝的皇帝》里提到这事时，万分愤慨。他说：“正人君子当以权力伸直道时，以一念之私而有不忍之心，此最不可恕。”他埋怨王安这次纵容，是“误己误国”，以至于对王安的人品也评价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