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在狱中》第十九章他总是在散步 没完没了地走

张春桥回到监房后，在床上刚刚休息，医生和护士走了进来，他们打开量血压的机器，就要给他往胳膊上戴，那个医生想要说什么，被张春桥粗暴地打断了：“请你不要和我说话，我已经很累了，现在什么样的医疗都是多余的。我最需要的是休息。”

　　医生们并没有使他为难，见他拒绝进一步的检查身体，就草草地结束了他们的例行公事，退出了监房。他们对监管人员说：“张春桥的情绪很特别，需要你们的高度注意。据我们的经验，这样的人有自杀的可能。”

　　但是，这一回证明医生们错了。他们错误地认识了这样一个对象。

　　此刻的张春桥想得最多的不是死，而恰恰是想如何活下去？活着如何能看到他所希望的那种局面。这次法庭调查，对他的刺激真是太大了。特别是所谓红卫兵代表的蒯大富的作证，使他对当年的一系指示更有了深刻的认识。

　　“你别看现在的五大学生领袖口号叫得比谁都厉害，他们将来是分化的。肯定会有人经不住考验堕落下去。”毛泽东在1968年7月对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说，“现在他们已经头脑发势，谁的话都听不进去了。如果连我的话都不听，那么你们的话就更听不进去了吧？什么人的话会对他们有效，那就是坏人的话他们听起来顺耳。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有很大的功劳，学生运动必须要和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相结合，这是历史的证明。、如果仅仅是在学生的圈子里钻着，肯定要走向他们自己的反面。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时候，他们还会把斗争的矛头转向我们。这一点你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现在的事实不正是这样吗？

　　这个蒯大富，他曾经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没想到他会在法庭上用那一种敌视的语气和嘲弄的语言来说话。这太使他感到意外了。

　　他曾经研究过这个学生领袖的全部情况：蒯大富生于一九四五年，他的父亲是江苏省滨海县一个普通的农村干部，父母亲都是共产党员。他在家里是老大，还有五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一九六三年九月，这个农民的儿子考上了北京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成为一个大学生。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毛泽东批准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广播并发表后，蒯大富也积极响应了毛泽东的号召，起来造反。在刘少奇的指示下，以叶林和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后不久，蒯大富认为这个工作组没有代表他们的利益，所以再次奋起，提出了要让工作组滚蛋的口号。薄一波在六月十九日指示说：“蒯大富要赶工作组，是不要党的领导。这样的牛鬼蛇神跳了出来。我们正好反击。”于是到了六月廿一日，蒯大富在张大字报上写下了这样的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