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我们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只是讲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我觉得，这只能是证明在他们的心目中，根本不把毛主席的领导算作党的领导，不把党中央的决议算作党的领导。十六条明确规定了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难道这也不算是党的领导？他们既不懂得革命，也不懂得群众，更不懂得我们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的革命。如何对待群众运动，这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毛主席多次教育，多次提出的问题，也是如何对待群众运动。我想举几件事来说明这个问题，其中一件就是安亭事件。”

“在上海一谈到工人运动，就会谈到安亭事件。去年十一月份，革命工人起来成立革命组织上海市委不批准，两千多工人就上火车到北京告状。开车不久，铁道部命令把他们甩在安亭、苏州、南京几个车站上，人数最多的在安亭，所以工人们把这件事叫安亭事件。工人们不干，造成上海、南京一线火车全部停开。对这件事，实际上有两种方针、两条路线。一条是镇压；一条是支持。主张压下去的，代表人物就是陶铸和上海的陈丕显和曹荻秋。十一月十一日，我去安亭处理这件事，陶铸给的方针，就是把工人赶回上海，对他们的组织不支持，不承认。我赶到安亭，向工人代表谈话，劝他们回上海，理由无非是生产要紧呀，铁路不能断呀，等等。这些道理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没有用。我就平心气和地听，听他们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天亮以后，接着开群众大会，一直开到下午四点，开了十六个钟头，工人才答应回上海。从这个谈判中，我才了解到，工厂里好多工人被打成了‘反革命’，来的人大部分是被打成‘反革命’的。他们为造市委的反，就组织了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开成立大会请市委参加，他们不参加。开完大会，要求市委领导接见，他们也不见。实在无可奈何了，才上火车到北京告状。而上火车以后，又把他们甩在了这个车站上，已经三天三夜了，市委一个人都不来。工人越来越愤怒。”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按照陶铸的那个方针去做，工人根本不会回上海。要赶回就要镇压。这一批人已经被打成了‘反革命’，再加上这次‘破坏交通’，实行白色恐怖，进行镇压岂不是理由很充分吗？是工人群众教育了我，是毛主席的教导支持了我，使我在重要的关头没有犯错误。我答应认真负责地解决他们的问题，才说服他们回到上海。十三日回到上海，同他们的代表继续谈，把问题弄清楚了。交通事故是现象，工人起来闹革命才是本质，才是根源。我决定承认他们是革命组织，是合法的组织。只是劝他们，中断火车是不好的，以后不要采取这个办法。没有过多的责备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