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一地自春秋越王勾践争霸始，在大夫文种（笔者以为，此公应该是绍兴师爷的“祖师爷”。当年他向勾践献“七术”，最后仅用“三术”即灭吴，同时也引来杀身之祸）等的倡导下，便重视发展教育。西晋末叶，晋室南迁，是为东晋。山清水秀的绍兴招来众多北方士人聚首，文学流风由此应运而生，历南北朝而不衰。绍兴开始形成重读书的风尚，对求功名趋之若鹜，经隋唐、两宋的进一步强化，得以最终确立。所谓“无论文武，总以甲为重，谓文以途，否则胸怀韬略，学贯天下，皆目为异路”，读书求仕成为一代又一代绍兴人毕生的奋斗目标。

至清代，这股求仕之风更盛，从清顺治至宣统元年，绍兴一地中进士者多达638多次，中举人者2361人次。如此众多获功名者，便产生产生两个结果：一方面官职有限，中士者只能候官补缺，期间便大量作幕僚，使幕僚群体日益壮大；另一方面进一步剌激人们去苦下功夫读书，因为一旦中举即可由清贫布衣走向高官厚禄。

绍兴师爷群体的出现，还有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即从顺治至乾隆四年屡兴文字狱。尤其是在处理汪景棋、查嗣庭一案时，突然诏停浙江乡试、会试，一时堵塞发绍兴学子登科入仕的通道。大量学人只得放弃科举，转向学律从幕。于是，日渐形成一个以家庭、乡土为纽带的幕僚群体。绍兴籍师爷龚萼在《雪鸿轩尺牍》中说：“吾乡之业于斯者不啻万家。”他们遍布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衙门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地域性“师爷帮”，彼此声援，相互提携。其他乡籍的师爷也纷纷转投之，以“绍兴师爷”自称。

绍兴师爷大致分五类。一曰“书启师爷”，专替幕主起草各类文字；二曰“刑名师爷”，专管协助幕主审理刑事案件；三曰“钱粮师爷”，专门协同幕主办理财政、赋税；四曰“账房师爷”，有的衙门里则由钱粮师爷兼任，专替幕主管理重要账目；五曰“挂号师爷”，主要负责批牍（批答文件）；六曰“征比师爷”，负责考核征收田赋。

在整个清代，绍兴师爷深受诸多封疆大吏的器重。曾国藩的师爷房士杰系绍兴会稽人，左宗棠的师爷程埙系绍兴山阴人，张之洞的师爷马家鼎系绍兴会稽人，绍兴山阴的娄春藩则先后当过李鸿章、荣禄、袁世凯、端方等的师爷，一生备受礼遇。

另据《清代野史》记载，雍正年间的河南总督田文镜，其师爷邬斯道也是绍兴人。邬斯道曾替田文镜拟一折参劾当时权倾朝野的隆科多，雍正正好借题发挥，罢免了隆科多，并从此对这位邬师爷刮目相看。雍正曾在田文镜之请安奏折上批曰：“朕安，邬师爷安否？”当然，这也许只是后人在赞赏绍兴师爷时的一个演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