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康有为欲在上海创强学会时，张之洞也正苦于寻求救世之道。因此，深知张之洞心思的梁鼎芬极力促成张、康合作。是年11月康有为来到江宁。此时，张之洞正因次子溺死而伤痛不已。梁鼎芬为替其排忧，生出一策，劝张之洞与康有为谈书论说“藉以排遣”。经梁鼎芬牵线，康有为在江宁居20余日，与张之洞隔日一谈，每至夜深，从而得以“合请香涛为发起人”，促成张之洞慨然应允捐资银两作为会费。

梁鼎芬还极力促成张之洞支援、赞助《时务报》创刊。上海强学会成立不久，即受北京强学会牵连而停办。1896年1月20日，顽固守旧人物杨崇伊弹劾北京强学会“植党营私”，专门贩卖西学书籍，北京强学会因而被查禁。张之洞闻之恐受牵连，立即电嘱停办上海强学会。但维新人士并未就此放弃维新变法宣传。黄遵宪与汪康年欲筹办《时务报》。为谋求张之洞支援，他们屡次致函梁鼎芬求援。为开报馆事梁鼎芬鼎力相助，“屡向南皮言之”，最后促使张之洞支援《时务报》，使得该报于1896年8月9日创刊，亦使张之洞救国心志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释怀。

但梁鼎芬毕竟不是维新派。对待维新，他与幕主张之洞态度基本相同。他试图将维新活动纳入“中体西用”的洋务轨道，于是他又成为张之洞干预《时务报》的中介人。在《时务报》刊行过程中，梁鼎芬总是“严加匡正”。对与“中体西用”洋务纲领相契合者，表示欲作“楹贴”予以称赞；对越出“中体西用”轨迹的，则极力抑压。当1897年11月梁启超在《时务报》刊发《变法通议》大倡民权时，他则警示汪康年“民权文字亦不佳，千万不可动笔”，并责问汪“弟自云不附康，所以至是？”要求汪康年“处华夷纷杂之区……当存君国之志，勿惑于邪说，勿误于迷途”。

1898年康、梁组织保国会后，顽固守旧派诋毁排斥之势日盛，帝后党争如箭在弦。几经政治风雨的张之洞谙熟政局，因而深恐自己被人揭露与维新派的关系，急欲表明在政治上忠于慈禧而有别于康、梁的心迹。但他又犹豫不决，便向梁鼎芬谋求对策。梁鼎芬审时度势，认为“康梁必败”。因此，他劝张明确划清与维新派的界限。

在梁鼎芬的谋划下，张之洞便将那提倡变法的《强学篇》大加修改，易名为《劝学篇》，其内容以忠君爱国、尊经守道为说教，隐示新法不可行、旧法不可变之意。10月16日，梁鼎芬、朱一新等又将书中忠君卫道部分加以检注，重编成册，而后收入《翼教丛编》，成为反对维新之代表作。又将《劝学篇》精缮成册进呈慈禧御览，表示反对变法之态度。可见，张之洞《劝学篇》的问世与梁鼎芬的影响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