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走后，我决定毫不耽误立即向莫斯科报告。

第二天，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中国领导人向我解释了关于照片的事。根据他们的说法是这些照片质量太差了，必须拿掉。最后，在我并没有提出要求的情况下，与毛泽东就照片的事谈了一次话，双方同意在苏联军事部门、中苏合营工厂企业以及共产党、青年团中央委员会里，斯大林的画像不拿下来。

第二天，斯大林拍来一个电报，支持毛泽东、刘少奇谴责高岗。我把电报拿给毛泽东看，但只给他念了前面的一部分，谴责高岗的那一段没有念。有人发现我漏念了一段，并将此事报告了莫斯科，过了一天我收到一份很严厉的批评我的电报，我只好再去见毛泽东，并把电报的内容全部念给他听，毛泽东对我作的补充很高兴。

1949年12月初，毛泽东在去莫斯科的路上，命令在沈阳停车，并邀请我一起去参观市容。沈阳所有的大建筑物上都挂着斯大林的半身像，毛的照片几乎看不到，毛泽东对此显然十分不高兴。回到火车站，市委书记向毛泽东报告说，东北工人和高岗、林彪准备了一车皮礼品送给斯大林祝贺他七十岁生日。这节车现在就挂在毛泽东车厢的后面，毛泽东听后指示说：“把这节车卸下来，把礼品也卸下来，一半送到高岗家，一半送到林彪那里，对他们俩说，我已经准备了来自全国的礼品送给斯大林，东北至今还是中国的一部分……”

对高岗的最后的致命打击，发生在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我已经开始了准备送给斯大林的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报告中对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一些尖锐的批评。1950年2月，就在毛泽东即将离开莫斯科回国之前，我听说斯大林把我的这份报告，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关于中共中央的秘密电报送给了毛泽东。更严重的是，斯大林还把高岗个人给他的全部情报案卷给了毛泽东。

很久以后，我知道了斯大林向毛泽东递交这些文件是在米高扬的合作下完成的。1967年7月25日，我们有过一次谈话；米说，他怎么也弄不明白，斯大林这样做的动机究竟是什么。至于我则一开始就感觉到，高岗这下子彻底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