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日记中的这段摘录表明了他在1945-1946年间的精神状态：

西门子公司没有我的工作——我失业了……根据军政府的规定，我必须持我的基本生活保险单到施潘道区(柏林西北部的一个区)的城市商业银行登记。我工作多年积蓄的1027多镑(总共5000镑的剩余部分)都在格雷特(马格丽特·拉贝之女)的手中，我想，这笔钱已经没有了。

上个星期天，我和妻子(多拉·拉贝)呆在克桑滕大街(拉贝被炸毁的寓所所在地)。有人打坏了地窖的门，把我的打字机、收音机和其他东西偷走了！

现在多拉只有44公斤重——我们都已经十分虚弱了。夏天就要过去了——冬天会带来什么呢？从哪里能找到燃料、食物和工作？我眼下正翻译田伯烈(Timpe-ley，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的《战争意味着什么》(中译本名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但现在还不会有收入。或许，我应当弄一个更好的食品供应卡，……所有像我们这样的德国人都有了。

我们在不断地忍受饥饿——我没什么可说的，也没有什么要写的。除了那点可怜的食品，只能嚼些橡子面粥。秋天的时候，妻子悄悄地收集了这些橡子。现在，口粮已经没有了，我们只能天天吃带刺的荨麻，它的嫩叶吃起来很像菠菜。

昨天，我要求非纳粹化的请求被拒绝了。作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我曾拯救了25万中国人的生命，但我的请求还是被拒绝，因为我曾当过短期南京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而像我这样有头脑的人本不应加入该党的。我还要请求如果他们不给我在西门子公司工作的机会，我不知凭什么能活下去。我必须斗争……可我太累了。现在我还要每天接受警察的讯问。

如果我在中国听说过任何纳粹的暴行，我不会加入国社党，如果我作为一个德国人与任何在南京的外国人的观点不同，像英国人、美国人、丹麦人等等，我不可能当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在南京，对于数十万人来说，我是“菩萨”，可在这里，我是“贱民”，是无家可归的人。噢，但愿想家的愿望就能治愈我的创伤！

6月3日，英国人所在的夏洛滕堡区(柏林的一个区)非纳粹委员会终于给我免除了纳粹的罪名。判决为：“尽管你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南京区的代理领导人，回到德国后也没有退出这一组织(厄休拉·莱哈特指出，拉贝如果这么做会被杀害)，但鉴于你在中国出色的人道主义工作，委员会决定接受你的请求”等等。

这样，精神的折磨终于有了尽头。很多朋友和西门子公司的负责人们都业祝贺我，公司还让我休假，以恢复我的疲劳。

今天，多拉带着我们的一个中国木像去看常常给我们送食物的克雷布斯博士，他很喜欢这个木像。孔(拉贝的一个中国朋友)作为礼物送给我们的地毯，我们送给了托依普弗夫人，她曾送给我们300多个土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