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相信外国人的戒烟方法，他在1839年向广州的教会医疗协会求助，看有没有根治鸦片瘾的药物。但是这所协会可能不是最好的求助地方，因为其第二大董事查顿，就是当时英人在中国最大的鸦片贩子。

后来，林则徐提议，对在18月内无法戒除鸦片瘾的中国人，处以死刑。

林则徐始终相信西方医学。他在1839年患上疝气，拜访了一位叫彼德·帕克的传教士的诊所。这位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医师给林则徐安了疝带，缓解了他的痛苦，而且送给他5条疝带——这是彼德的全部存货。

1840年，外交大臣巴麦尊击败了反对党议员格拉斯顿的道德谴责，后者反对鸦片战争的提案在下议院以262对271票落败。

1840年7月，舟山定海之战，中国死亡2000多人，英国只死了19人。但是随后，英国人遭遇了他们最大的死亡使者。这个死亡使者是他们的自己人，英军定海战队的首领，中校乔治．布勒尔。他担心军队入城会破坏居民的房子，所以驻扎在一个充满瘴气的稻田里。此外，当时温度已经高过30多摄氏度，这位严于律己的中校却命令士兵必须扣紧厚厚的毛哔叽制服最上面的扣子。因此，英军驻扎期间共有500多人死于痢疾或疟疾。

后来，一位军官在家信中写：我们在战争中游戏，可是，随后我们又在游戏中死亡。

1840年，在广州，英法教士常会在街头拉住中国老百姓，进行一番即兴说教。中国人会礼貌地停下来，但是会转换话题，询问西方服装的价格，并且评论说，和中国人比起来，西方人的鼻子太大了。

（另外，有清朝官员坚持认为夷人在陆地上将不堪一击，因为“他们的腿上都穿着衣服，因此笔直僵硬而不能弯曲，一旦上岸，他们摔倒后很难爬起来”。）

1840年9月，一艘英船在宁波一处沙滩搁浅，船上28名人士被中国俘虏送往监狱。俘虏受到区别对待，欧洲俘虏可以在走出笼子的时候除去镣铐，印度人则始终带着。这是因为，中国狱吏很看不惯印度人用手抓米饭吃。

不知为何，中国方面坚持认为被俘虏的船长夫人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妹妹，于是给她安排了仆人与华贵的卧室。中国人对于等级制度的尊重即使在监狱中都充分体现。被俘虏的船长则利用自己的幽默与画画特长赢得中国官员的好感，他们都追着让这位画家为自己画像，作为报酬，每画一张给一打猪肉饼。

1841年《穿鼻草约》签署当天，皇上命令琦善停止谈判，因为内地增援部队在杨芳的指挥下正开往广州。但是这个70岁的大元帅是个不合时宜的选手，他已经完全失聪，只能靠文字下达命令。

（此外，杨芳还崇拜巫术，相信狗血和秽物能使英军的大炮爆炸。后来，广东有剧名“琦侯爷痛哭龙亭，杨参将广收马桶”正是歌咏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