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方小太郎(1864-1923年)是清末民初最著名的日本间谍，其在甲午战争中冒死潜入威海卫军港侦察，并在暴露行踪后成功脱逃，立功甚伟，为此得到过天皇的破格接见。此人自幼喜读历史，1884年中法战争时来上海学习中文，并打扮成中国人历游北方九省，加之刻苦攻读，成为日本著名的中国通。他协助另一著名间谍荒尾东方斋（荒尾精）在上海开办日清贸易研究所，培养间谍人才，学成学员多达130多名间谍，分散到中国各地，在甲午之战及此后为日本发挥重要作用。

宗方小太郎对中国民情政风有深刻了解，在其发回日本的大量情报中，有一些相当精深的大势分析，成为当时乃至后世日本高层了解中国的主要参考。而其对晚清中国全民腐败的透彻认识，至今读来还令我等炎黄子孙汗颜。

甲午战争爆发后，宗方小太郎对其上一年草就的分析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进行了全面的修改。他首先分析中国的年财政收入仅有9074万两银子外加523万石米（雪儿注：根据我查的有关财政资料，1893和1894年两年的财政收入均在8300万两左右），以中国之大，这是很不般配的。据他实际调查，民间的实际税赋是此表面岁入额之四倍，而且此类“定额以外之收入，一钱不入国库，均为地方官吏所私有。”他认为，中国历来贿赂之风盛行，地方官肆意刮削民众膏血，逞其私欲。因此雍正帝时始设养廉银，随官位之尊卑于俸给之外另行支给，拟以此杜绝其收敛之弊。但滔滔之势，非区区制法所能禁遏。时至今日，“‘养廉’二字实已辜负雍正之深意，官吏舞弊之势日见加剧。”

当时东西方均有不少人看好中国即将崛起，坚信以中国之丰富物产，如能积极变革，则“成为世界最大强国，雄视东西洋，风靡四邻，当非至难之也。”但宗方小太郎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见其形而下未见其形而上者”，观察一个国家也和观察人一样，应当先“洞察其心腹”，然后再“及其形体”。他眼中的中国虽然表面上在不断改革和进步，但“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经不起大风地震之灾。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改革者和国务活动家李鸿章就自嘲为“大清朝这座破屋的裱糊匠”，可算是两人有共同语言。

究其原因，宗方小太郎认为腐败的基因遗传自明末，全民丧失信仰，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人心腐败已达极点”，虽然有过康乾年间的短暂改革，但并未坚持下去，政府将本应建立“至善”人心的精力消耗在了“形而下之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