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在想川端康成，他获得诺贝尔奖了，居然还去自杀。有人说这是他意识到了为生活而生活的可悲，也有的说，是他再也创作不出好作品了，绝望而自杀。这两点其实并不矛盾，统一之点是：要创造。

为什么又想起这事？因为看了几个胃镜发明者的故事。东京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生宇治达郎，一直梦想着能有一种医疗仪器可以帮助早期诊断胃癌。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奥林巴斯的技术员杉浦睦夫，他拼命说服杉浦与他一起研制可以拍摄胃内照片的小型胃内照相机。宇治达郎的真诚深深打动了杉浦睦夫，两人开始为实现这一梦想共同奋斗。在研制过程中，奥林巴斯的技术员深海正治也加入进来。他们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终于成功制造出了胃内照相机。

事情到此为止还符合我们的思路：发奋、成功、乃至“失败为成功之母”，但接下来的事情就让我们困惑了。胃内照相机研制成功，在国际医疗界引起极大的轰动，各国医生专门来到日本进修学习，可是参与研制的两个人却不见了。宇治达郎来到崎玉县大宫市，作为社区医生奉献了自己的后半生。杉浦睦夫也辞了职，去开设自己的小研究所，继续从事医疗器械的研制，到他 71 岁去世，他共研制了 30 余种医疗器械。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经过了如此艰苦卓绝的奋斗，为什么不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君不见现在有多少人就是这样，而且大家也很理解。他们也并非洞悉人际的阴险，诸如“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咱们中国曾经有这样挂冠离去的，比如范蠡、张良、韩世忠、石守信，但那是不得已。虽然表面上看是自我放弃，但实质是被逼的，并不是他们心甘情愿。而宇治达郎他们是自我选择继续工作下去，不为别的，就为了工作，人活着，就需要干活，需要创造，一旦不能创造了，就等于死了。

勤奋分两种，一种是自觉的勤奋，一种是被迫的勤奋。后者眼睛是盯着不勤奋的，当处境不再困苦，就很可能不再勤干不止。十年寒窗，是为了一朝金榜题名，一劳永逸。如今，不少人不讳言向往“吃饱了便睡，睡好了便吃”的生活，认为这是极大的福分。福，在我们民族是个至高无上的好词，比任何冠冕堂皇的词诸如“勤”，实际上重要多了。所以我们难以理解宇治达郎他们，难以理解川端康成，难以理解海明威笔下的桑地亚哥，我们的神话里没有西西弗斯。

当然从更深一层说，日本人的勤奋也是被逼的，即所谓危机感。只不过，这种感觉已经化到了血液，成了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