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初，我国出版了一大批外国政治、历史、哲学、文学著作，一律以灰色、黄色、蓝色、白色、绿色等单一色调作书衣，时人称为“灰皮书”、“黄皮书”等。“皮书”的出版，在世界出版史上堪称奇特的景观。《灰皮书、黄皮书》通过个案，对“皮书”出版作了大致的描述；由出版及于外国文化历史，引导读者从旁门走向世界。

何谓皮书？

“皮书”的出版史大约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在那个文化禁锢的年代，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文学艺术以及社会科学著作，是作为“反面教材”供批判用的，所以“皮书”的出版是一项配合“反帝反修”斗争的重要政治任务。

“灰皮书”以政治、哲学著作为主，其中有德国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今天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与实践》等五六种，考茨基的名著《无产阶级专政》及《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陷于绝境中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等近十种，俄国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多种……

“黄皮书”中，当年对青年一代影响最大的是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和阿克萧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其他如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和《解冻》、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特罗耶波尔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和《最后一个夏天》、特里丰诺夫的《滨河街公寓》、沙米亚金的《多雪的冬天》、拉斯普京的《活着，可要记住》、邦达列夫的《热的雪》和《岸》等等，以及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如萨特的《厌恶》、加缪的《局外人》等，也对“文革”中觉醒的一代青年人产生了巨大影响。

“皮书”虽然是”内部读物”，但除了小部分严格控制发行范围（如《新阶级》等），大多数都通过各种渠道在普通读者中传阅，特别是“苏修小说”一类的“皮书”，流传的范围更广，已没有什么“内部”可言。

“皮书”在“反帝反修”的大旗下诞生

人民出版社的老编辑张惠卿是当年直接参与“灰皮书”出版工作的负责人之一，据他回忆，1960年，中共中央成立了“反修领导小组”，酝酿同苏共进行意识形态大论战。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论战前的理论准备，为了使党的高层干部对“修正主义”的历史、流派和观点有所了解，决定以“内部书”的形式出版一批“修正主义者”和西方理论家的政治著作，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灰皮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