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刘少奇完全拒绝了毛泽东要求进一步对历史上的问题和指示薄一波等人人在一九三六年写《反共启事》等问题进行检查，明确的指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制定出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他的同志们也说不清楚。我是稀里糊涂地被你们把我的权力剥夺了。我现在已经靠边站了，可是全国的武斗、群众斗群众的事件愈演愈烈，中央文革小组下不了台。扣到我的头上来了。我要求中央召开全会，让大家来讨论这个问题。现在我还是党中央副主席嘛，提这样的要求总不过分吧？”

　　毛泽东听了这些，气愤地说：“刘少奇要反扑呀。这个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总是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的。如果你们解除了自己的武装，就会让这个落水狗上岸。那时，人家就要剥夺你们自由了。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我看一个也剩不下！你陈伯达投降，人家也不要！”

　　这时，许多的情报反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

　　刘少奇在中南海他的家里，给好几个省市的负责人打电话，密谋研究对付中央文革小组的办法和策略，他的指示是：“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全是空有其名。将来的事实证明我们的办法是对的，毛主席将来也得用那个办法。他用全会的办法改组了政治局常委，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办法改组政治局嘛。我的意见是再拖一段时间，等到他们的办法混不下去时再说。”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刘少奇对他的女儿刘涛说：“中南海有中南海的纪律，从这里知道的事情，不许对外讲，否则你就别跑中南海。你们对强加给你们的错误不要轻易地检查。真正认识到错了再检查。认识不到就别检查。一切等待历史和实践来检验。”

　　就在这个时候，刘少奇和中央的其他一些领导人打招呼说：“现在的红卫兵自己开始认识到谁的路线是对的，谁的路线是错误的了。有些学生总是没完没了地揪斗我们的一些干部，动不动就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哪里有那么多的反动路线！确实是有一小撮坏人要乘这个运动整我们的干部，可以在学生中展开大辩论嘛。为什么这个时候不搞四大了呢？要搞，让我们的干部子女们也站出来讲话。”

　　毛泽东对江青、陈伯达等人说：“最近学生中出了个什么‘联动’，打人、抄家、替刘少奇鸣冤叫屈，张贴反动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我看有后台。最近一个时期，刘少奇活动很频繁。你们在睡大觉的时候，人家可是没有睡觉，而是在活动。现在是需要你们开始反击了。过去那些保他的话该作废的作废，该收回的收回！”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七日，江青在接见北京少数派代表时，提到不宜给刘少奇贴大字报的问题时，当场就说：“那是几个月以前，现在形势变了。不过，你们要背对背地揭发和批判，不要死揪。除了这条，其他怎么做都可以。现在，两条路线斗争的胜负现在还没有定呀。许多的同志为我们党的前途和命运而担忧。提起许多问题时痛哭流涕，确实是担心呀。可是还有的同志在麻痹不动，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