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沽口事件激怒了中国人民。在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的组织发动下，3月18日，北京10多万群众举行示威大会，段祺瑞命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请愿代表枪击刀刺。一时间，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血流满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屠杀开始时，李大钊和儿子李葆华走在队伍的前面，李大钊的头部和双手负伤，但他仍不顾危险，镇静地指挥群众撤退。

“三·一八”惨案后，北京一片白色恐怖。1926年3月底，李大钊等人接受了苏联同志的建议，将国共两党在北京的领导机关迁入位于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国兵营内。

为了抓捕李大钊，反动军警派出大批特务化装成车夫、小商贩，天天在苏联大使馆旁边的旧俄国兵营门口窥视。凡是兵营出来的人，都有特务盯梢。在李大钊身边负责交通工作的地下党员阎振山和厨师张全印，就是这样被特务秘密逮捕的。

1926年9月的一天，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吴郁文接到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的命令，让他马上派人到北郊警察署审理共产党的案子。侦缉二队队长王景有和四队队长杨恩华带人赶到北郊警察署，看见警察正在审问拷打一名在街上散发传单时被抓捕的人。

经过严刑拷打和“多方劝导”，此人招供自己叫李渤海，是中共地下党员。李渤海叛变投敌，将李大钊隐匿在东交民巷俄国大使馆之情报及其他党员名单供出。吴郁文、陈兴亚大喜过望，马上报告了张作霖。

1927年4月5日夜，按照张作霖的密令，陈兴亚召集侦缉处长吴郁文等人秘密开会，制订抓捕李大钊的行动方案。吴郁文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他把抽调来的540名警察、宪兵和特务分成12个小组，按照叛徒提供的名单，分头捕人。

4月6日清晨，吴郁文率大批军警如狼似虎般直扑东交民巷使馆区。枪声响起时，李大钊正在里屋伏案办公，大女儿星华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妻子赵纫兰带着小女儿炎华在院内散步。听到尖厉的枪声，星华惊吓得扔下报纸，扑进父亲怀中。李大钊镇定自若，安慰女儿说：“没有什么，不要怕。”说着，他拉着女儿的手，走进兵营北楼二层东边的一个僻静房间，坐在一张椅子上，把女儿揽在身边。

片刻间，屋外传来杂乱的脚步声，一群警察和宪兵拥着之前被捕的阎振山闯了进来。一个便衣特务指着李大钊问阎振山：“他是谁?你认识他吗?”

阎振山摇了摇头，说：“不认识。”

吴郁文走上前来，冷笑一声，说：“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就是李大钊!”

军警们强行逮捕了李大钊、路友于、谭祖尧等30余人，还抓走了赵纫兰和李大钊的两个女儿。

英勇就义

李大钊从被捕到就义，在狱中共22天。为了逼迫李大钊招供，敌人对他施用了多种酷刑，百般折磨。电椅、老虎凳、用竹签插手指……，最后竟残忍地拔去了他双手的指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