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月20日，那天晚上，章士钊正应邀在大总统家与袁共进晚餐，忽有电报传来：章的湖南同乡、日本留学革命同志、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人暗杀。次日，知道宋教仁之死与大总统颇有瓜葛后，章士钊当即弃袁而去———离开京城，潜往上海。章到上海后，鼎力促成各方共同讨袁。数月后，南方各省讨袁军兴，讨袁檄文即出自章手笔。

我们不难发现，不论是蔡锷还是章士钊，“背叛”了袁世凯后，二人遂成为英雄；而留在袁身边的杨度、朱启钤等人，一度皆成了助袁称帝的罪人。很显然，面对的是正义还是非正义，是辨识“背叛”之举是与非的一个分水岭。这是另一种“背叛”，是袁先叛逆“四万万人”在前，才有蔡、章“背叛”袁在后。

其实，这样的故事也堪可为当下提供一面借鉴的镜子。某些身居要职的大员，身边不乏或由他们一手提拔，或受到过他们优渥礼遇的部下，有些部下就因为和自己的上级有这样的“恩缘”，所以一旦察觉这些领导在走向罪错的邪路时，虽有所意识，并犹豫着自己将作何抉择，但一想到这些领导对自己的“恩缘”，他们就没有勇气抽身离去，作出“背叛”之举，有的还与之同流合污，欺上瞒下。这些部下们真应该从蔡、章的故事中悟到，有一种背叛，其实恰是对自我灵魂和躯体的救赎。(陆其国 原题:另一种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