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的李世民通过两个人完成了重写历史的任务。这两个人就是魏征和长孙无忌。魏征来自李建成阵营，为人足智多谋，堪称“反面”典型。对政敌的重用，不仅显示了李世民作为胜利者的恢宏气度，更重要的是，作为敌对阵营的历史见证者，魏征可以向世人证明，是李建成不仁在先，李世民不义在后。通过魏征对李建成集团的揭露，可以反证玄武门之变的政治正确。长孙无忌长期跟随李世民，可以说是正面典型。对长孙无忌的重用，不仅显示了李世民跳出了“狡兔死、走狗烹”的历史循环怪圈，更重要的是，作为革命阵营的历史见证者，长孙无忌可以向世人证明，李世民是如何天纵神武，如何在极为不利的政治形势下，化被动为主动；又是如何心存不忍，在手下人集体劝进的前提下，才对李建成集团采取了行动，这又从正面洗净了李世民身上的原罪。

因此，在唐太宗人才济济的朝堂之上，才能仅仅处于中档水平的长孙无忌，居然位列凌烟阁24功臣之首。李世民在临死前甚至对左右大臣这样评价长孙无忌：“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也因此，来自敌对阵营的魏征，最后也能被图形于凌烟阁，且名列第四。

即使这样，长期跟随李世民左右，长孙无忌的实际政治才能也没有丝毫的提高。

晚年，李世民最为闹心的事情是太子问题。贞观十七年（643年），李世民的长子李承乾因品质问题被废去太子称号。于是，群魔乱舞，众王子开始了你死我活的竞争。最后，整个帝国都把目光定格在了长孙皇后所生的另外两个儿子（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身上。朝野一致的看法是：相较而言，李泰更为出众。首先他是长孙皇后的次子，长子李承乾既然被废，按资排辈也该轮到他了。另外，唐太宗本来就对李泰十分欣赏，甚至破例允许他在王府中置文学馆，听任其招揽贤人学士，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即使在平时，唐太宗对李泰的封赏也超过他人，且有意无意中常常暗示自己有立李泰的意向。而李治是长孙皇后的三子，他比李泰整整小了九岁，且个人才能、气度都远远在李泰之下。毫无疑问，几乎所有的人都把胜利的砝码押在了李泰这边。

然而，因为有了长孙无忌，因为有了长孙无忌有用屁股思考问题的习惯，事情就成了另外一个样子。

本来，李泰和李治都是长孙皇后的亲儿子、长孙无忌的亲外甥，手心手背都是肉，在立哪个外甥为太子的问题上，长孙无忌应该保持高度的中立，至少表面上应该装得一视同仁才对。可是，长孙无忌却不是这样，他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立场——“固请立晋王治”。

为什么会是这样？这就需要从长孙无忌的“屁股”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