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他在国内,我已经辞了杂志社的工作,做自由撰稿人,以写字为生。但我们还像以前一样时常有交往,像普通朋友,我常和他开心地说我们是“忘年交”,也许是希望我和他的交往更加坦然吧。
我始终没告诉他我曾经流产的事情,我觉得那件事情和他给我的感觉格格不入,他是来自天际的阳光,和他说了就俗了。
采访手记
和我聊天的女孩儿是相对幸运的,因为她的流产和众多去妇科门诊的女人性质不同。这种幸运和道德伦理的判断无关,我说的是她的感情躲过了一劫。
这是个纯纯净净的女孩儿,看不出已为人妻,梳一个染成褐色的马尾辫儿,很秀气。她和她的故事始终给我一种童话的感觉,伤感而透明。在我关于妇科病案的采访中,这样的透明是不多见的,那些付诸实施的爱情往往过于浓郁。
我问过她:“你觉得整个过程中他一点责任都没有吗?”我有些不平,我觉得眼前的这个痴情女爱上的是个给自己签发“放逐令”的男人。她毫不犹豫地回答:“一点责任都没有,他绝对是个绅士。”那个年近五十的男人,被她提炼出精髓景仰着,我于是知道,男女之间最好的感觉可能并不是耳鬓厮磨的爱情,而是遥不可及的心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