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灵礼完成后，蒋经国对参加大殓的人员表示答谢说：

“先君崩逝，野祭苍哭，敬礼致哀，悲恸之深刻，与虔诚之厚意，令人万分感动。经国遽遭大故，哀恸逾恒，无法踵谢，唯有奉行遗命，鞠躬尽瘁，以报答我国同胞之至诚与厚望。”《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9辑第626页。

至此，蒋介石的丧礼才算完结。此次蒋介石丧事排场之大，实为古今中外所少有。

丧事处理已毕，国民党中央于1975年4月28日举行会议，商讨党权归属问题。会议作出三项规定：

（1）接受蒋介石遗嘱，并即具体规划，坚决执行；

（2）保留党章“ 总裁 ”一章，以表示对蒋介石“哀敬”与“永恒之纪念。”

（3）中央委员会设主席1人，推选蒋经国担任。当讨论第三项决定时，作为元老派首领的何应钦发言称：

“国家与本党不幸，总裁逝世，中枢与本党中央顿失领导，在当前 国际 形势瞬息万变，亚洲赤祸弥漫的时期，必须有迅速妥善的决定，以巩固国家与党的领导中心。现在总统职位。已经由严总统依法继任，本党最高的领导人，也自应依照事实的需要，迅速推定，以巩固本党的领导中心，此一领导人的 职称 ，本会赞同严常务委员等，以及中央委员刘季洪等的意见，应该定为本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总裁职称保留于党章之内，作为对总裁的永久崇敬与纪念”。

“关于本党领导人的人选问题……必须本党有全党倾服、内外归心的强有力的领导者”。“本席拥护……推举蒋经国同志担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因为蒋同志具备了坚忍强毅的领导 能力 ，和充沛的革命精神，尤其是他这两年担任行政院长卓越的政绩，获得海内外全国同胞，以及国际友人的一致支持和赞佩，由蒋经国同志领导本党，必能使党的力量坚实强大，反共复国的 使命 得以早日完成。”《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第1410页。

何应钦的说法与严家淦、刘季洪的提案相符，故为会议所接受。会议作出决定：

“今总裁不幸逝世，全党中央之领导，亟须力谋强固，以适应瞬息万变之国际局势与共产匪党之奸谋诡计，爰特根据党章之精神与本党中央之往例，决议中央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并为常务委员会之主席，综揽全盘党务，以适应现阶段革命形势之要求，应属迫切之需要”。《革命文献》第77辑第346页。

会议对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中央主席的决议是：

“蒋经国同志有恢弘之革命志节，卓越之领导才能，自就任行政院长以来，适应国际危机，则处变不惊；推进国家建设，则规模宏达；其坚决反共之决心，为常会所全力支持；其亲民爱民之作风，更为民众所拥戴；当前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反共阵容，摇撼不安，本党为奉行总裁遗嘱，掌握革命机势，亟须坚强领导，精诚团结，方能发挥革命民主政党之最大功能，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常务委员会主席，蒋经国同志实为最适当之人选，亦为全党同志一致之公意，决议：一致通过。”《革命文献》第77辑第347页。

1976年11月中国国民党十一大召开时，蒋经国正式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主席。至此，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职称三易其名，由“总理”、“总裁”演变为“主席”，由个人集权体制开始过渡到委员制，为日后台湾民主 生活 奠定了基础。蒋经国当选中央主席是意料中事，除了其父的精心栽培之外，也有蒋经国本人的努力，更有阿谀之徒的趋炎附势。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许多官员和老百姓向蒋介石行跪拜之礼。

当蒋经国抓到党权之后，另一只 眼睛 总是盯着“总统”的宝座。对此，“总统”严家淦非常知趣，主动让“贤”。蒋经国既要当“总统”，还要唱高调，他让“党国”大老们劝严家淦继续留任。但严氏坚决放弃竞选，蒋经国在盛赞严家淦在位时“德政”之际，于1978年5月当选为“行宪”以来第六任“总统”。

由于蒋经国当了“总统”，在称呼上与其父发生矛盾，无论称“总统蒋公”，还是称“蒋总统”，都会发生对上下两代“总统”不明确的问题。后来不知是哪一位“叔孙通”想通了，通知所有机关、团体、 学校 、部队，规定在公文书公开场合的称谓：称蒋介石为“先总统蒋公”，形成文字时，在蒋字前面空一格，以示对蒋的“崇敬”之意。称蒋经国为“蒋总统经国先生”，形成文字时，蒋字前面不空格，以体现蒋经国崇尚民主之意。再后来，由于大家为求简化和 方便 ，称蒋经国为“蒋总统”或“经国先生”，对蒋介石也渐以“蒋公”二字代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