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占居民85%的台湾人认为蒋经国体制归根结底还是外省人的强权统治”。蒋介石病逝后，“台独”之声甚嚣尘上。②朱养民等：《论蒋介石的生前与死后》。

外电上述评论确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尽然。按照 历史 定律，任何一位主席当政者病逝后，围绕着权力继承问题，必然有一番争论与争斗。这种状况在蒋介石病逝后也依然存在。老的一代因蒋介石在世不好发作，蒋一死，已无人再能约束他们，他们不会买蒋经国的账。对于老一代此时此刻的心境，蒋经国最明白不过了。经过几十年老蒋的培养，蒋经国长进甚大，羽毛日渐丰满。他出任“阁揆”后的种种动作愈益显示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蒋介石病逝时，尽管严家淦依“宪法”就任“总统”职，但国民党统治体制是“以党统政”，党权高于一切。严家淦继“统”，并未解决权力继承问题。蒋经国为顺利继承父位，接连抛出了几个杀手锏。

首先采取以退为进 策略 。此一策略就是蒋经国在其父病逝后第二天凌晨向国民党中常会提出的“辞呈”。江南称蒋经国此举纯系“荒唐”，并藐视新“总统”。

其次借父丧压先朝老臣。在蒋介石病逝后，蒋经国利用其父的偶像地位，做出“至孝感人”的样子，一方面“悲哀跪哭，昏迷不省”；一方面抱病夜宿灵堂。报刊登出他“长跪致哀”的照片，又登出“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阿谀之言，并推论说：

“由于蒋院长的恪尽孝道，我们更感到国家信托得人，他所领导的政府，必然是一个大有为的政府”。②

可怜的严家淦，大约是因为没有一个可以令他“恪尽孝道”的父亲，刚刚当上“总统”，“政府”就已经由别人领导了。蒋经国深感自己地位还不够固若金汤，故要报纸刊登他的旧作《我的父亲》，还拿出蒋介石给他写的一些字幅交给报纸发表。凡此种种，无非是想借他父亲的声威压服先朝的“元老”。同时，他又为争取民心，每天早晨去中山纪念馆向瞻吊其父的老百姓致谢。

再次，策动军界对他宣誓效忠。“国防部长”高魁元、“参谋总长”宋长志均系蒋经国的亲信，在蒋介石病逝后，高、宋二人明确对蒋经国效忠。同时与情治机构协同，严密注视社会动态，使蒋介石病逝后台湾初呈的混乱局面与不安定情绪得以稳定下来。蒋经国对军事将领互调，更显现出他统御的 艺术 。其中政工系的首领王升，追随蒋经国多年，此际将他升为“总政治部”主任，原主任罗友伦也属蒋经国的嫡系，调任为“联勤总司令”。擅离职守的台湾“警备总司令”尹俊被撤职，换上了蒋系人马汪敬煦。尹俊被撤职纯系他个人所为。1975年初，蒋经国曾亲自召见他，让他在蒋卧病期间忠于职守，以防发生不测事件。然他辜负蒋经国厚望，当蒋介石病逝之际，士林官邸与“行政院长” 办公室 有关人士遍找不到尹氏的踪影，连尹的夫人也不知道他去向何方，以致被蒋赶下台。

经过蒋经国多方努力，终于如愿以偿。关于蒋经国继承父位情况，后面将作详说。

严家淦在蒋介石病逝7个多小时后便继任“ 总统 ”，时间之快为历史罕见。严继任“总统”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

蒋介石遗体灵榇置于“国父纪念馆”。

特派倪文亚、田炯锦、杨亮功、余俊贤、张群、何应钦、陈立夫、王云五、于斌、徐庆钟、郑彦菜、黄少谷、谷正纲、薛岳、张宝树、陈启天、孙亚夫、林金生、沈昌焕、高魁元、赖名汤等21名大员组成治丧委员会。

与此同时，“行政院”宣布三件事：

（1）自4月6日起，历时一月为“国丧”期，“国丧”期间停止 娱乐 、宴会及各项庆祝集会（后改为4月6日至17日）；

（2）军公教人员一律着素色服饰，并佩带25寸宽的黑纱。

（3）蒋介石遗体停放国父纪念馆5天，供民众瞻吊。

4月6日凌晨2时，蒋介石遗体由士林官邸移至“荣民总院”。翌日，允许民众瞻仰蒋介石遗容。在蒋介石灵堂四周播了88根白蜡烛，正中供奉着蒋介石的巨幅遗像及遗嘱。灵前有5个用素菊缀成的十字架，正中一个为宋美龄的，上款书：“介兄夫君”，下款书“美龄敬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