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政治倾向上，胡适与陈独秀是有分歧的，但是，胡适是个念旧的人，也是个记恩的人。因而，他与陈独秀始终保持着一份友情，甚至在公开场合直言陈独秀是“我的一个心直口快的朋友”。陈独秀一生四次被捕，胡适每次都积极参与营救。看他的日记，其中记录陈独秀的文字，也多半涉及于此。

1919年6月12日，陈独秀第一次被捕，原因是散发自拟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当时，正在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陈独秀痛恨北洋政府对外出卖国家主权、对内镇压人民的恶劣行径，经与李大钊等人商议后，拟《北京市民宣言》，向北洋政府提出五条“最后最低之要求”，其中之一是撤换曾经大肆逮捕学生并有“屠夫”之称的步兵统领王怀庆。

胡适虽然不如陈独秀激进，但他并不否认北洋政府的确恶行累累，因此参与了传单的英文翻译和联系印刷等工作。

事发前，胡适与陈独秀、高一涵同在北京城南一个叫“新世界”的娱乐场所喝茶聊天。其间，陈独秀将传单散发给邻桌。不久，胡适和高一涵先走了，只留下陈独秀一个继续散发他的传单。很快，警察来了，抓走了陈独秀。

当天夜半，胡适接到友人电话方知陈独秀被捕了，遂紧急联系安徽同乡设法营救。他更利用他的名望以及与警察厅厅长的同乡关系，致书恳请保释，说：“陈独秀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我们与陈君咸系同乡，知之最稔。”与此同时，他又给《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写信，披露陈独秀在狱中遭受身患重疾却不能获得医疗等非人道待遇。这样的消息一经公开，立即赢得舆论的广泛支持，也使得当局感受到了压力，不得不在83天以后释放了陈独秀。

陈独秀被捕后，胡适负责接办《每周评论》，直到该杂志被当局查封。陈独秀出狱后，一度住在胡适家中，后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南下去了上海。

1921年10月5日，陈独秀第二次被捕，原因是明知故犯继续出售已被查封的《新青年》杂志。这次逮捕他的是上海法租界当局。此时，陈独秀的身份已经不仅仅是大学教授、《新青年》主编，而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共产党的总书记了。因而，他的被捕立即引来众多目光的关注。

胡适是第二天才获得消息的，他在日记里这样记道：

1921年10月6日

夜间得顾名君电话，说独秀昨夜在上海被捕。打电话与蔡孑民先生，请他向法使馆方面设法。法国人真不要脸！

胡适向来以温文尔雅示人，却因陈独秀的被捕而破口大骂法国人“不要脸”，可想而知他的激愤心情以及对陈独秀的担忧，更可见他对陈独秀情意的深重。尽管此时的陈独秀已经选择了与他完全不同的政治道路，但他并没有因为见解的不同而丢弃人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