瞄准非洲、南亚、南美、东欧、独联体等市场，因为这些地区资源比较丰富，加工制造业相对落后，劳动力成本低，投资空间非常大，而他们对外来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等大都持欢迎的态度，甚至政府还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中国政府也跟这些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又为中资企业营造了有利的政治氛围和外部环境。 　　据统计，在越南，目前中国的投资项目达142个，合同投资金额达到2亿多美元，而像TCL集团、新希望(相关 ,行情 )集团、江苏江动集团等一批企业，看好越南市场的前景，克服了多方面的困难，在越南投资发展，以自己的优质产品和良好的售后服务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力帆从1999年进入越南摩托车市场，在2001年销售额达1.17亿美元。有一个粗略的统计，目前中国摩托车占有越南市场的80%，其中力帆摩托占到60%。越南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胡国飞曾对媒体说，在越南，“力帆的牌子比本田响”。力帆有关人士介绍说，从2001年下半年开始，贴着力帆牌子的彩电、洗衣机等家电的销售额已近100万美元，力帆的贴牌防盗门等其他商品也很快在越南上市，贴牌家电外销让“力帆”这块牌子在越南物尽其用。有专家指出，海尔力争在发达国家打响品牌，而力帆、海信、华为等在发展中国家同样创出了名牌，但他们与海尔相比，付出的代价更低，走得也更容易。 　　据此分析，作为处于第三级的力帆集团，把主要目光集聚到广大发展中国家与摩托车工业欠发达国家，如东南亚、中东、南美等地区。 　　两年前，南联盟战后重建，国内有媒体打出动人的“口号”：“到南联盟赚钱去！”这着实让许多企业家激动了一阵。但很容易被忽略的是，发展中国家诱人的市场背后也布满陷阱。香港的亚洲电视台曾作过系列纪录片《寻找他乡的故事》，记下了华人在世界各个角落的身影。一组组镜头告诉我们，海外市场的种种风险，让许多身处他乡的中国企业家在商海中翻了船。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局并不稳定，市场秩序混乱，消费者心态也不成熟。虽然发展中国家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也急需引进外资，但为了保护民族工业又对外资设置了种种限制；加上走私盛行，关卡重重，官方办事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严重，“走出去”的企业一不留神就可能陷下去。 　　3月底的《远东经济评论》上一篇《中国资本涌入东南亚》的文章，引用了华立集团董事长汪力成的肺腑之言：“华立从未考虑过在印尼投资，他们的排华情绪太强烈了，那里的中国人都没有安全感，我如果把员工送到那里去，也很难对他们的安全负责任”。同样，像在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猖獗的黑社会活动也使许多企业家望而却步。 　　从现代化意义上讲，发展中国家确实是僻远的“农村”，发达国家是世界的“城市”，但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只要兢兢业业，找准了门路，都是可以“致富”的。有学者指出，真正决定“要不要走出去”、“走到哪里去”的，不应是政府、专家和媒体，而应该是企业自己。赵晓博士也说，企业“走出去”是一个很复杂的决策过程，不仅要考虑当地的优惠政策，还有安全性、投资回报、进入产业、劳动力、市场以及各种规章制度等，战火纷飞的国家是没人去投资的，免税的沙漠里也不会有人去建厂。从广东省对“走出去”企业的调查来看，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是设立贸易公司和科研开发机构的首选地，东南亚、非洲等地的发展中国家则是开展境外加工贸易的热点地区。 　　事实上，任何一个睿智的经济学家都不可能为一家企业的市场把准脉，中国企业“走出去”应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事情。 　　谁真“走出去”了——国企？民企？ 　　如果在国内就被打得节节败退，“走出去”之后又怎能成常胜将军？ 　　近两年来，大批的国有企业对“走出去”都充满了热情，但最近，这股热情被泼了一盆冷水。5月22日，经济学家林毅夫在美国道·琼斯公司主办的“2002工商峰会”上发表主题演讲时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应该以民营企业为主。林毅夫说，在中国资本对外输出的新潮流中，一些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取得了很大成功，但也有许多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以失败告终。 　　林毅夫的演讲在会场引起不小的震动。国有企业一直是我国“走出去”的主力军，肩负着为国争光、提升国家经济实力的重任。正如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马富才所说，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应当具有为国家争光、为民族争气的风范，到国际市场上为国家创造财富、赢得荣誉。事实上，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走出去”的6000多家企业中，国有企业差不多占了80%，像海尔、康佳、中石油等一些在国际市场上小起波澜的企业，还一直被国内作为“走出去”的典范。 　　是“窗口”还是温床？ 　　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副所长金碚在一篇报告中指出，在我国各类企业中，大中型国有企业的竞争力相对较高。金碚提到，几乎每一次技术检查和市场调查都表明，国有企业产品的平均质量高于其他类型企业，1999年国家技术监督局抽查了7485家企业的218类8905种产品，合格6973种，其中国有企业抽样合格率为87%。目前，主要产业的排头兵企业大都是大中型国有企业，我国大多数的名牌仍然由国有企业所创造和拥有。从早期的出口贸易，到后来设海外代理处，到直接投资办厂，国有企业一直走在前列，也成了国内企业了望世界的窗口。 　　有分析家认为，国有企业成为走出去的主力，是有历史原因的。建国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对国有企业可以说一直是关怀备至，要钱给钱，要人给人，一批国有企业在呵护下逐渐成长起来，像彩色电视机、家用电器、电脑整机等行业中的优秀大中型国有企业，已经初步具备同外国大公司直接抗衡的实力。1999年，进入《财富》全球500强企业排名的中国大陆9家企业几乎全部是行政性公司或国有独资公司。这些国有企业的雄厚的资金实力使它们有了“走出去”的底气。1月18日，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斥资5.85亿美元，收购西班牙国家石油公司--瑞普索公司在印尼的部分油田资产。这桩堪称“大手笔”的买卖，是中国企业迄今规模最大的跨国并购项目，令大多数国内同行叹为观止。 　　据知情人透露，中国国有企业在“走出去”的项目审批、投资额度审批以及外汇管理等关键环节，都较民营企业容易。据透露，国有企业“走出去”，1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在省一级审批就可以，民营企业无论在国外投资规模多大，都要国家两部委(经贸委、外经部)批准，还要交高于投资额的保证金。许多省市政府年年组织商务考察团、举办投资洽谈会等等，为海外投资企业牵线搭桥，但真正受惠的主要还是国有企业。业内人士说，国有企业是以国家的名义“走出去”的，国家在相当程度上负责了它的安全、它的生存和发展。 　　但国家经贸委经济研究中心赵晓博士却对支持国有企业的做法不以为然。他说，国有企业走出去是不是更有竞争力，是不是更会有发展前途，看看它在国内市场的表现就明白了，如果在国内就被打得节节败退，“走出去”之后又怎能成常胜将军？相反，它在国内养成的种种毛病，到了国外也是不会自然消失的。赵晓认为，导致我国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强的最主要原因，是长期缺乏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没有竞争就没有竞争力，竞争力必须在竞争过程中形成，像电信、航空、金融等行政性垄断行业，卸掉保护伞之后，在国际市场上就会不堪一击。 　　林毅夫也谈到，中国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缺乏经验、好大喜功、缺乏人才、官僚作风、激励机制不健全以及资本外逃等等，是投资失败的通病。这六大通病的具体表现就是对海外环境不了解，缺乏考察，盲目建项目、盲目投资；不从企业实际情况出发，总想和当地最成功企业竞争，不能扬长避短；缺乏适应当地市场需求的实际人才；经营管理不能完全市场化，仍然处于半政府状态；分配不公，监督机制不完善；以及恶意转移国家资产等。 　　据有关人士透露，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国家投资在许多地方设立了中国商品分拨中心，仅在非洲就设立了11个这样的中心，每年国家投资300万美元。虽然这些中心是国家投资企业经营，但由于花的不是自己的钱，先买房，再建厂，至于回报如何，考虑得就不是那么多了。十几过去，这些中心几乎无一成功，国家出的钱也大多打了水漂，有的还负债累累。有消息说，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的一个自由贸易区，有几座中国企业建造的仓库，仓库外门可罗雀，大门紧锁，里面存放的音响、运动鞋、手工工具等物品已经放了将近10年。据中国驻埃及使馆说，许多前往埃及考察的国内企业，业务还没眉目，就先设一个机构，每年花的冤枉钱在10万美元以上。业内人士说，大中型国有企业在国外设办事处是司空见惯的事，不少国有企业动辄就在纽约、巴黎、东京等大城市城市摆摊设点，虽然没有多少事可做，但极大地方便了厂长经理们出国考察、旅游，甚至还方便子女们在国外上学。 　　赵晓博士说，不少国有海外投资企业逐渐由“窗口”变成了“温床”。他说，以前国有资产还只能悄悄地从“后门”逃，而现在在“走出去”的幌子下可以大摇大摆地从“前门”走了；然而到了国外，国有资产流失的规模会更大，也更难以控制。国家经贸委经济法规司去年对广东、江苏两省“走出去”战略的调查报告中指出，一些国有企业还没有真正转机建制，产权关系尚不清晰，经营机制尚未完全转变，导致对境外投资企业监管约束不力，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据国家审计署透露，2000年对1290家国有及国有控股的大中型企业进行审计，查出国有资产流失229亿元人民币，占这些企业国有资产总额的3.4%。另一个数据是，从1997年至1999年，我国资本外逃达530亿美元，以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官员的话说，中国资本外逃占同期国际收支总额的3%左右，占国际收支对外支付的6%左右。当然，有官员解释说，不能把资本流出都看作是资本外逃，资本流出中大部分是经过批准的合规的流出，比如，经过批准的直接对外投资就不是资本外逃。事实上，一些“走出去”的国有企业到底花了多少冤枉钱，谁也无法说清楚。 　　国务院派驻国有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李士忠从1998年至2001年，先后稽查和检查了7个企业。他根据稽查和检查过的国有企业的情况总结说，国有企业责、权、利不明确，不能精打细算，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不感兴趣。李士忠认为，国有资产流失的最主要原因是国有资产出资人不到位和对国有企业缺乏有效的监督。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徐子健认为，我国境外投资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在境外投资领域中立法和执法力度不够，从而难以惩处境外投资企业的不良及违法行为，难以有效地保护境外国有资产的安全。有人说，国有企业要“走出去”，得先“洗洗澡”，否则国家受了损失，自身也难发展。 　　民营企业的机会？ 　　林毅夫认为，海外投资应该以鼓励民营企业为主，其原因在于私营企业大多产权明确，规模相对较小，善于在海外市场中寻找缝隙生存。在3月份召开的“两会”上，也有代表提出，民营企业经营者头脑灵活，能吃苦，敢冒险，能够比较快地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民营企业应当好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探路者。 　　民营企业家、创维集团董事长黄宏生曾谈到，民营企业灵活的机制开始吸引大批精英，习惯了在市场上摸爬滚打的民营企业风险意识较强，市场竞争经验丰富，更为重要的是，知道自己兜里的钱是一个一个攒来的，一定要花在刀刃上，在“走出去”问题上会慎之又慎。 　　黄宏生说，创维在国外设厂走的一条和别的企业不同的路子，不自己独立办厂，而是与当地有实力的商家合作，创维提供设备、技术，对方出资金，并负责销售。这样就利用当地商家进行低成本扩张和渗透，同时又达到转移风险，有效化解因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背景所带来的经营风险。据了解，创维在墨西哥建成的工厂，一年多来运行非常成功，创维对北美的出口也一下子从去年的5万台提升到35万台。目前，创维正在墨西哥建第二条生产线，在欧洲和中东也在物色设立新的工厂。 　　赵晓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说，5年后在国际市场上真正长大成人的应该是中国民营企业，因为民营企业运作比较严谨，市场触觉也非常灵敏。 　　华为就是一个例子。6年前的俄罗斯，电信网相当落后，大量网络还是采用属于模拟技术的空分制式交换机。华为发现了这个大市场，立即派遣了几个工作人员在莫斯科收集市场信息。随后，华为在当地设立办事处，开始了拓荒之路。今年初，在俄罗斯移动运营商MCT的招标中，华为中标，一举获得一个6600万美元的合同，华为将为其提供移动交换机和基站设备。这意味着中国的GSM设备首次大规模进入俄罗斯。早在1993年，华为就在硅谷建立了一个芯片研究所。1999年，他们在美国的通讯走廊达拉斯开设了一个研究所，专门针对美国市场开发产品。近10年来，华为的产品已经进入德国、俄罗斯、西班牙、新加坡、泰国、韩国、巴西、肯尼亚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1年，公司海外销售额为3.3亿美元，占总销售额的1／10强。华为负责人甚至说，3至5年后，华为的海外销售额将提升到总收入的35%。 　　如此看来，是不是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市场就靠民营企业来支撑了？有专家说，民营企业的发展也不容乐观，正如一份研究资料所示，世界500强企业的平均寿命是45岁左右，而我国的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仅为5岁多，民营企业身上还有许多问题。 　　有人是这样描绘民营企业家的：往往身上有着某种英雄主义色彩，有着强烈的个人魅力和号召力，思想解放，敢想敢干，但他们不够职业化，到企业做大的时候，家族制经营就严重阻碍企业成长。 　　农民出身的宁波吉利汽车公司董事长李书福曾透露，吉利集团前总裁李书斌，是他哥哥，虽逐渐淡出，不直接介入企业经营，但他家族中的人仍持有集团股票。吉利汽车公司总经理廖雪中，跟随李书福打拼多年，交情深厚，也是吉利汽车股东之一。但是现在，身陷危机之中的李书福已意识到，聘任优秀经营者管理企业，走向现代企业制度，势在必行。 　　据统计，到2001年底，全国共有民营企业208万家，总资本1.5万亿以上，产值也在1.5万亿以上。但从经营规模来说，它们整体上均算不上太大(与大型国企相比)，其中73%的企业年销售额低于20亿元人民币，而其中的64%利润少于1亿元人民币。从资产规模来说，64%的企业资产总额介于人民币5亿元至50亿元之间，但扣除负债后，差不多有一半的企业(48%)只有约1亿元至5亿元人民币的净资产。从员工数量来说，80%以上企业的员工数量少于3000人。除此之外，资金规模较小也是民营企业的一大硬伤。有数据表明，跟其他类型企业相比，民企的平均注册资本比国企少一半以上，更不到中外合资企业的十分之一。可以想见，规模普遍偏小的民营企业，在惊涛骇浪的国际市场中，一个小小的旋涡就很可能使其葬身海底，就更不要说跟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硬碰硬”了。有人认为，民营企业要走出去，当务之急尚需扩大规模，形成产品经营、品牌经营和资本经营并举的格局。 　　专家认为，不论是国有还是民营企业，如要“走出去”并能持续发展的话，都必须遵循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因为在国际大舞台上不仅仅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涉及到企业背后的机制。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有在国外蒸蒸日上的，但也不乏铩羽而归的。最终决定企业在海外能否蓬勃发展的，还是企业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