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生：大屠杀许多答案都在美国

　　约见南京大学历史系张生教授的时候，他刚刚从芜湖田野调查回来，作为《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主要编辑人员，张生教授作了大量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口述调查，另外还远赴美国收集史料，“我去芜湖主要调查大屠杀幸存者汤英，他当年是拉贝家保护的600多位南京市民中的一员，是现在找到的第三位受拉贝庇护的难民幸存者。”

　　在此次出版的第二批《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中，收入了602名难民当年写给拉贝的感谢信以及每个人的签名画押，这批史料来源于西门子公司的档案，当年拉贝在南京期间曾供职于该公司。“汤英并没有出现在602人中，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当年属于受拉贝庇护的中国难民之一。”张生教授说，“他回忆的许多细节都与拉贝日记的记录基本吻合，他当年是拉贝的邻居。”更让张生教授兴奋的是，这位幸存者当年的师傅是一位鞋匠，“拉贝日记中曾提到了一位鞋匠的事情，很可能就是他的师傅。一切都对上了。”而2005年寻找到的首例拉贝庇护难民幸存者穆喜福夫妇，他们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收集到的对拉贝感谢信名单中。“目前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根据我们的调查大概还有千余人，其中不泛90、100岁的老人，身体好得很。”聊起这些曾经接触过的大屠杀幸存者，张生教授说，“有时候真的很佩服中国人的顽强生命力，但是对女性受害者的创伤可能更大。”《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中，张生教授负责了一部分散落在美国的大屠杀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材料最集中的地方是美国国家档案馆，特别是东京审判时关于大屠杀的资料。东京审判的材料有5万多页，而南京大屠杀材料也有几千页。”

　　事实上，这几千页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检、辩双方材料是了解南京大屠杀最丰富的史料之一，但几十年来因为各种原因，鲜有学者前来翻阅研究，在张生教授看来，国内对大屠杀和东京审判的某些研究和结论错误百出。《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则将比较完整地将这些材料收入、介绍过来。”谈到目前史学界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现状，张生教授略有遗憾地表示，研究大部分都还处于皮毛阶段，“有些问题，如到底有没有下达屠杀令，现在研究表明有的。有问题说，松井石根有没有下达命令，但如果看看东京审判资料的话，研究这个问题是徒劳的，因为东京审判的结果表明，松井石根是知道屠杀事实，却没有制止，是渎职。所以，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必须回到东京审判。”在张生教授看来，所有大屠杀研究缺陷的一个最重要问题还是材料的缺失和不完备，而《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在这方面将起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第二批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中，张生教授最为看重的是第48卷至55卷的“遇难同胞名录”，“1万3千多个受难者同胞，有他们的名字、受难地点等信息，活生生的存在着，对他们也可以做出许多重要课题，比如根据这1万3千名有信息的受难者样本，可以对南京大屠杀受难者的年龄结构、籍贯结构、性别结构做出研究。通过这些样本，甚至还能研究战前南京的城市结构、移民结构，对那个年代的南京社会风貌史都有贡献。”虽然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从来没有中断，《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也已经出版了3000万字，但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在张生教授看来“基本上还没有超越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即使到现在，我们的研究还刚刚起步，没法和纳粹屠犹史深入研究相比。南京大屠杀研究将来会成为一门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