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史料照片

　　从南京档案馆、中国第二档案馆、台湾的“国史馆”，到上海、东北，再到美国、德国等国家地区的档案资料馆，或东京大审判的庭审记录，或《纽约时报》的片言报道，或西门子公司员工资料，更有可能只是一个叫“小二”的受难者名字，所有这些都成为参与收集整理工作老师们的目标，“一个名字，也可能蕴含着丰富的史料价值。”张宪文教授说，“第三批《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材料收集工作可能扩大到俄罗斯、意大利等国家地区。”

　　而所有这一切工作，也正让《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成为全世界史学界一个备受瞩目的工程，“我们只是要让事实真正地呈现在全世界面前，特别是极力否认大屠杀的日本右翼人士面前。”谈到日本国内右翼经常挑起的所谓“南京大屠杀否认说”，张宪文教授说，“作为历史研究者，对于中日之间的这种处境，我始终讲是日本挑起的。日本方面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这是所有中日战争争议中最严重的一个问题。”但与此同时，国内之前对于相关材料的收集整理工作明显滞后，而《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出版已经成为一个转机，“他们有些人不承认，说‘没有’，但我说‘有’。怎么办?找证据。我们这些资料就是其中最有力的文字证据，都是第一手材料，老兵日记、老兵回忆、审判材料、媒体报道等等。”

　　而让张宪文教授感到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对70年前这场悲剧的研究还刚刚起步，更多的还处于情感性阶段，“我曾说过，我们的研究要从情感性上升到理性化。”

　　与南京大屠杀相对应的是欧洲的纳粹屠杀犹太人史，而后者无论是在史学还是其他领域的研究和反思都已经达到非常的高度，渗透到各个领域，“但我们的研究和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研究不同。德国彻底解决了历史问题，然后进一步地认识反思。我们这里还在和日本纠缠在有无、程度上。特别是如何理性地看待大屠杀。以前我们也出过一些关于大屠杀的书和文章，但多半就事件本身作研究，往往写成中国人民的苦难史、迫害史、控诉史。但解决中日关系不能只控诉‘你错了’。当然确实他错了，但如何理性地对待这个事件。从我们受害者一方看，在认识上要进一步。”

　　而谈到预想中的大屠杀史研究，张宪文教授说，这肯定是个跨学科的研究，“国际法、国际政治学、社会心理学、文化社会学等学科都将参与进来，这些研究目前都还是比较弱，甚至空白。”作为国内研究那段历史的权威，张宪文教授对记者反复强调，“我们为的还是中日记住那段历史，形成共识后共同面对未来双赢。从学者来说，厘清事实，加以分析研究，做出判断看法，这是学者的职责。政治问题不是学者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