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姚文元的妻子金英和三个孩子搬到了北京；王洪文调到中央后，妻子崔根娣和孩子们每年都到北京探望；可文静从来没有去过北京。1976年，上海方面邀请张春桥回来。张春桥说，我也很想回去，再不回去，对上海的情况缺乏感性的了解，越来越没有发言权了!可是，这里也确实忙，中央的事，国务院的事，再加上总政那一摊子，真是忙不过来……一直到1976年10月，整整四年，张春桥没有再回过上海一次。

1976年2月25日，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邓”的打招呼会。会后，张春桥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叫到钓鱼台九号楼长谈。钓鱼台九号楼是张春桥的住所，朴素简单。因为来的都是亲信，不用遮着藏着。先谈三个大问题：一是痛骂邓小平，二是议论上海的人事安排，三是张春桥叮嘱上海方面今后要注意的几种倾向。谈话快结束时，张春桥似乎不经意地说，我这里需要一个秘书，你们看看上海有没有合适的人?这个问题有些突然，张春桥在北京和上海各有一名男秘书，用不着了呀。徐景贤想，他大概是对北京的秘书不太满意，所以想另找一个男秘书吧。回到上海后，他们选了三个男的，报送张春桥。

5月16日，上海方面庆祝“文化大革命”发动十周年，徐景贤收到张春桥寄来的一封密信。

徐景贤剪开信封，拿出一张白色道林信纸。

景贤同志：送来的材料收到了。老实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情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你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呢?祝好，春桥。

信纸下方还有一行小字，“请阅后烧掉，免得引起不愉快的事”。

原来张春桥不是找秘书，而是找“伴”。 踏破铁鞋无觅处，上海市文教系统某机关开会，“她”的发言引起徐景贤的注意。这位“她”，口齿清楚，条理分明，言辞敏捷，有独到见解，但又不张扬。徐景贤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向张春桥推荐，得到张春桥认可后再摊牌。

然而此后几个月，不幸的事情一件接一件，毛泽东病危、唐山大地震、毛泽东逝世，徐景贤虽然到过北京，但却始终没有机会与张春桥从容长谈。9月21日，徐景贤给张春桥打电话，约在下午面谈。两人在交谈中，谈到了“她”的情况，张表示可以考虑。

10月1日，徐景贤通过有关部门，调来“她”的人事档案。为避免猜疑，还同时调了另外三四份档案。

10月6日上午，徐景贤把“她”的档案装进大信封，写上中央办公厅张春桥同志亲启，密封后交市委机要交通员直送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员每天要搭航班直飞北京。然而就在当晚，张春桥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