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李敖觉得一切都在掌握中，情势很安全的时候，他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宠女人的男人之一。每天早上我一睁开眼，床头一定齐整地摆着一份报纸、一杯热茶和一杯热牛奶。那时他早已起床，在书房里开始一天的写作。他的生活方式像一部精确的机器，在例行公事中规律地运作着，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听音乐、不看电影、不打麻将，可以说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只有工作。他认识的人不少，但深交的朋友几乎没有，我问他为什么不多交一些朋友，他说他对人性抱持着悲观的态度，即使最亲近的人，也可能在背地里暗算他。我当时的生活和外界的来往仍然频繁，他因为我的关系，生活圈子稍微扩大了一些。

他的才华和精神状态，令我时常在崇拜和怜悯的两极中摆荡。我想带给他快乐，不时地放些我爱听的音乐，跳我自己发明的女巫舞，在他面前嬉戏。那种时刻我确信他是快乐的、不设防的，他脸上自然流露的老实和羡慕，透露了这些信息。　　

吵个没完没了

与李敖同居，除了深刻地感觉到他的自囚、封闭和不敢亲密之外，还有他的洁癖、苛求、神经过敏以及这些心态底端的恐惧与二元对立。

譬如我在屋子里一向不穿拖鞋，喜欢自在地光着脚丫到处走，因此脚底经常是灰黑的，李敖对这件事的反应非常强烈。“灰黑的脚底”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项不道德的罪名。我记得有一回我的“妇德”突然发作，想要下厨为他烧饭。我兴高采烈地把排骨往开水里一丢，正准备熬排骨汤时，李敖暴跳如雷地对我说：“你怎么这么没常识，冷冻排骨是要先解冻的，不解冻就丢到开水里煮，等一下肉就老得不能吃了，你这个没常识的蠢蛋！”他的暴跳如雷和言词中的鄙视，令我觉得那一锅的排骨汤比我的存在重要得多，于是我转头走进卧室，拿了几件衣物放在箱子里，一声不响地回家了。李敖后来心软了，把我从世界大厦接回金兰，两人又重修旧好。

如此来来回回地不知有多少次。　　

结婚太匆忙

李敖拿了一笔钱给刘小姐，请她到美国暂避一阵子，但一阵子过后，李敖突然心疼起这一笔钱来。有一天老母和我们聊天，李敖话锋一转面对老母说：“我已经给了刘会云210万，你如果真的爱你的女儿，就应该拿出210万的‘相对基金’才是。”老母一听脸色大变，撂了一两句话转头就走，李敖的脸色也很难看。第二天我回世界大厦，母亲斩钉截铁地对我说：“李敖已经摆明了要骗我们的钱，你可是千万不能和他结婚啊！”我听了心里很不舒服：当初举双手双脚赞成的人是你，现在举双手双脚反对的人也是你，我又不是你们之间的乒乓球，嫁不嫁该由我决定才对。本来对这件婚事心里是很犹豫的，现在为了争取自主权，反倒意志坚定地非嫁不可了，于是穿着睡衣离家回到金兰。5月6日的早上在客厅里，由高信疆和孟绝子证婚，我的新娘服就是那身睡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