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记》，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三联书店出版，购于广州购书中心。

何兆武，1921年生，原籍湖南岳阳，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先后就读于土木、历史、中文、外文四系。1956至1986年，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后，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译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等。

这本书并不是何兆武写的，而是一位名叫文靖的女士（看名字应该是位女士），用近两年的时间与何兆武交谈后整理而成。文中的字句完全口语化，好像那位八旬老人正对着你唠唠叨叨，诉说着自己过去的种种。一边慈祥地微笑着，告诉你，面对现在的生活，你应该如何。

葛兆光写的序言，题目叫：“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幸福和自由”。其中引用何兆武的话：“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幸福最重要的就在于对未来的美好的希望，一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

两种说法意思差不多，都是说个人的幸福应该寄托在希望上，包括个人的希望与整个社会的希望。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客观上他们经历了贫困、颠沛流离的战乱时期，似乎比我们更有理由颓废与悲哀。可是不，他们“真诚地相信未来会是一个光明的、美好的世界，一个自由的、民主的世界，一个繁荣富足的世界，好像对这些完全没有疑问。”这样一个信念支持着他们，所以他们是幸福的。

那个时代的人都是幸福的吗？刚读完这本书的时候是有这种感觉。可是我这几天又在读沈从文的《友情集》，沈从文也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他却不像何兆武活得那么开心，能看到社会与自身的希望。读沈从文的几段文字，只感觉到一个人在现实中挣扎，心灵被极度扭曲。面对一个同样的世界，甚至面对一种同样的境遇，不同的人感受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说，幸福并不是来自于一个时代，每个人的幸与不幸都源于自己的内心，而不能完全依赖于外部事物。

何兆武是湖南岳阳人，生在北京，因为战争，老家才一度成为他的避难所。他出生于1921年，共产党就是这一年建立的吧？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时候他才十几岁，上小学的时候就经历了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两个时期，在一个孩子的眼中，两个政府有很多不同，特别是在意识形态上。历来歌颂北洋政府的文章不多，至少我没有见到过，可是在何兆武的记忆里，相对于后来的几个时期，北洋政府没有严格的思想专制，人们的心灵是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