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还有三件事在困扰着我。

其一，虽然拥立福临已成既定方针，但还是有人反对。他们似乎不理解我在关键时刻放弃当皇帝的念头是何居心，依旧不遗余力地鼓吹立我为帝。这与我的战略构想不符，我只好丢卒保车。代善之子贝子硕托、代善之孙郡王阿达礼就因此被我诛杀。然而，这么做会不会让支持我的那些人寒心呢？

　　其二，尽管通过我近乎无赖的表现，让豪格功败垂成，但他和他的正蓝旗依旧是我的心腹大患，如何才能让他永远退出政治舞台，甚至让他在我的视野里消失呢？

　　其三，郑亲王济尔哈朗是个见风使舵的家伙，当初我提议让他和我一起当摄政王，就是拿他做挡箭牌，演给两黄旗大臣们看，毕竟郑亲王本人表面上还是倾向豪格的，他也当摄政王，至少可以在形式上制约我。但是，我非常担心这种形式上的制约变成实际意义的管束。济尔哈朗本人虽然对帝位没有野心，但他的存在，对于我打着摄政王的旗号当实际意义的皇帝，的确是个极大的绊脚石。怎么才能兵不血刃地干掉他呢？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二十五日，在经历了半个月的皇位真空后，六岁的福临在年轻的母亲庄妃的陪伴下登上盛京皇宫的金銮宝座。当所有的大臣都跪倒在地山呼万岁的时候，我也不得不下跪，这皇位本该属于我的，没想到让这个六岁的小孩轻易地得了去，我怎能不妒嫉？皇位两旁偏下的位置摆着两把椅子，我和郑亲王并排前行，端坐在两边，就任摄政王。新皇帝的第一份诏书宣布，改次年为顺治元年，大赦天下。大清王朝新的时代由此开始。

　　关外，我和豪格在争夺皇位，最后谁也没有完全实现夙愿。关内，李自成和明崇祯皇帝朱由检正在为争夺天下而拼得你死我活。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李自成在西安建立政权，国号“大顺”。得到这个消息的我，火速以大清国皇帝的名义致信大顺军的将领：“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能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

　　信发出去了，没有任何回音，等来的却是这样一个含糊不清的消息：三月，李自成兵锋已达北京城郊，北京城情形如何不得而知。

　　四月初四日，汉族谋臣范文程急匆匆地跑进我的府邸，向我呈递了一份奏章。他认为，据不可靠消息透露，明朝已经灭亡，李自成已经取代明朝统治了北中原，“我国虽与明朝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他觉得，我军应当一反此前的“残毁”政策，改烧杀抢掠为秋毫无犯，以收揽人心，招降更多的明朝官员为我服务。他甚至建议我应火速组织全国军队直趋北京，与李自成进行决战。我也觉得也许就在旬日之间，北京城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不赶紧介入，恐怕再无这么好的机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