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问题接踵而至。李自成、张献忠的残余力量仍旧兵多将广，他们以湖南、云南为根据地继续抗清；明朝的亲王们在浙江、 福建、广东先后建立政权，表示抗清。更让我棘手的是，由于我坚决执行被征服汉人必须剃发和改易衣冠的命令，加上史可法在扬州抗清激怒了十五弟多铎，导致城破后清军一连十日的疯狂屠杀。这些都导致视身体发肤和中原衣冠为至宝的南方汉人十分抵触清军的征服。于是，以人文渊薮自居的江浙地区竟然自发组织了多次抗清行动，给我的统一大业带来了不小麻烦。尽管这些抗清行动很快都被扑灭，但这种抵触情绪一直存在。成为我的心腹大患。

　　在北方，局势也不像想象的那么稳定。为了满足入关满族人的生活需要，我颁布了圈地令，允许满族人圈占京畿土地，导致更多的汉族百姓在强权面前失去土地，流离失所，生活艰难。为了满足入关满族人的居住需要，我下令将北京的内城划为满城，将京城的汉族居民一律驱赶到正阳门以南的外城居住，并强迫京城百姓剃发。这些措施实施的结果，就是汉族百姓的确过得很惨，引起他们的不满，但为了统治民族的利益，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由于清军的勇猛追击和抵抗势力的分散软弱，特别是吴三桂、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等汉族降清亲王的不懈努力，前线战事不断胜利。一个又一个的捷报极大地巩固了我在朝廷中本已显赫的地位。入主京城后，顺治帝立即下诏，尊我为“叔父摄政王”；一年之后，晋封“皇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1648年)，在我的指使下，小皇帝发布诏书，认为我“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加殊礼，以崇功德，尊为皇父摄政王”。从这一刻起，我的地位甚至在形式上也凌驾于皇帝之上了。

　　在身份地位被无上尊崇后，我就开始加紧排斥异己。虽说豪格集团已经垮台，但他本人有击败张献忠的大功，他活着一天，对我的威胁也就存在一天。所以我罗织了各种罪名，将他圈禁致死；虽说济尔哈朗的地位已经低于我了，但毕竟还是摄政王，留着也是威胁，于是我以小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书，任命十五弟多铎为辅政叔王，架空了济尔哈朗的权力。紧接着又借口郑亲王府“王殿台基违制”，罢免了他的摄政王爵。最后我派他领兵南下作战，彻底剥夺了他在朝廷的所有大权。在入主北京之后的几年里，我越来越威风，所有的大臣见到我都要下跪，就像见到皇帝一样。我甚至可以把本该存于大内的信符带回家。我的睿王府位于紫禁城东华门外的南池子，是在明代重华宫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不仅地理位置上便于遥控宫廷，而且在府邸的造型和装饰上也穷尽奢华，特别是府中重檐柱雕龙的结构，足以显示我作为皇父摄政王的威严与气度。我的府邸门前常常是车水马龙，似乎这里才是真正的国家心脏，皇宫似乎只是个摆设而已。而在犹如皇宫的家里，我也更愿意穿着皇帝的服装，虽然没有成为真皇帝，但在家里过皇帝瘾，却没人敢对我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