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当年曾经在上海呆过的现任河南省文化局长的于黑丁的揭发就显得苍白无力了。纪登奎这样想着，把于黑丁的那篇揭发连看了三遍：

　 “反党分子张春桥三十年代在上海投靠反动文人崔万秋，是其反革命活动的一个侧面。张春桥所写攻击鲁迅的反动文章《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就是发表在崔万秋主编的《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大晚报》是孔样熙出资办的一个反革命舆论阵地。张春桥一到上海就认识了崔万秋，并且积极为《大晚报》效劳，是有其政治背景的。张春桥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发表后，他曾对我说，这篇东西写好后是交给崔万秋的，崔认为文章写得不错，提出文艺创作方面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展开争论。而当这篇东西受到鲁迅批判后，他又恶毒攻击鲁迅是‘小题大作’，是划‘小圈子’，‘陷于宗派之中’等等。他还说，崔万秋也不同意鲁迅的做法。吹嘘‘崔万秋为人是不错的’张春桥这些反动活动是得到崔万秋的支持的。”

　　这些东西，纪登奎也持怀疑态度，他试探地问汪东兴：“这个于黑丁当年是什么人”和张春桥又是什么关系？张为什么会和他说这些话？我们都需要认真地落实和调查。对张春桥和江青等人的任何材料，都必须严肃、认真，不能出任何的差错。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呀。”

　　汪东兴这会可是对他不客气了：“纪登奎同志，我看你在揭批‘四人帮’的问题上可是思想右倾的厉害，你是不是担心‘四人帮’会翻案？我可以告诉你，他们是绝对不会的。他们天怒人怨，干了那么多的坏事，你想想，人民会让他们翻案吗？这一点，华主席也考虑好了，宁可把政权交到邓小平手里，也是绝对不能让‘四人帮’再上台的。你只要明白了这点，就可以想象到我们该怎样办了。”

　　纪登奎不再吱声了。他在默默地阅读着另一篇揭发，是一个叫徐锡驹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的。这个人，解放后曾经被判刑，现已刑满就业。他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写道：

　 “一九四六年春，我在上海和崔万秋合编《笔》月刊时，曾改篇小说《八月的乡村》为电影剧本，初稿写成后，我就送给崔看，要他同意。但崔万秋反对我改编剧本和拍摄成电影。崔万秋对我说：‘鲁迅作序的《八月的乡村》，是被国民党反对的。在鲁迅作序的《八月的乡村》出版后，我当时在《大晚报》就组织狄克写《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文章反对过鲁迅，鲁迅写了《三月的租界》来反击，引起了一场论战。我看见这部小说就有气，你扣它做什么！”纪登奎看了以后，对陈锡联、吴德说：“我看这样的材料大多站不住脚。看起来好像说明了些问题，实际上都是虚的。这些人的证词，大多带有想立功的味。张春桥的历史果真是这样吗？我们和他的斗争，可不能因为部分材料虚假最后给我们来个彻底否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