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早就听说过柯庆施的传奇般的经历：一九二零年，十八岁的柯庆施就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二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然后到苏联学习，亲眼见到了列宁，并且和列宁谈了话。所以，他对这位刚刚上任的石家庄市市长的老布尔什维克充满了神情和尊重。

　　《石门日报》改名为《石家庄日报》后，张春桥和柯庆施的关系更加密切了。他们通过几次长谈，许多观点产生了共鸣。特别是他们对中共最高层看法的一致，使连接他们之间关系的纽带更紧了。

　 “毛泽东将是建国后的最高统帅，在全党没有任何人能和毛主席相比，他的智慧和能力，他的思想和理论都将是空前绝后的。不看到这一点就将要犯绝大的错误。”

　　柯庆施认真地听着张春桥的分析，不住地点头，连声称是。

　　张春桥继续说：“建国以后中国何去何从，我认为毛主席就是认定了一条，走苏联的道路，而决不会是走英美的方向。刘少奇十二月十四日对石家庄工作的指示起码是右的。他以资产阶级代表的身份，宣扬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利益一致，说什么‘为了发展私人企业，就得保证它有相当的利润，否则，不仅害了资本家，害了公家，也害了工人、贫农，使大家同归于尽，毫无好处。’这些观点和毛主席的指示并不一致。现在形势发展很快，我们的工作还是多请示毛主席为好。因为这涉及到前途的大事。”

　 “好好，你说得很有道理。”柯庆施说，“其实我对刘少奇最了解不过了，他在抗战前就是一个老右倾，没有什么大的本事，就是会遇到危险时往后退。他在组织路线上也有问题，用的就是彭真、薄一波这些人。他们在抗战前都有一定的问题，起码是写了自首书出狱的。在所有的字眼里，我最恨的就是‘叛徒’二字。他偏偏在组织路线上就是依靠小圈子的人，我看将来都是站不住脚的……”

　　两人不谋而合了。就在不久，张春桥成了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兼《石家庄日报》社社长。那时，整个形势发展得相当快，没有几个月，上海解放。三十年代就在上海待过多年的张春桥重新杀回故地，担任了华东地区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一九五一年初秋，他又成了上海《解放日报》的社长兼总编，成了独守神州东南方向的一个喉舌……

　　一九五五年，五十三岁的柯庆施以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的身份来到上海，立刻会见了张春桥。这下，故友重逢，说不尽的万语千言，他们商定就以上海为基地，真正大张旗鼓地要干一番事业了……

　　还在主持《解放日报》的工作时，张春桥就发现了一个文笔犀利、思维敏捷的小笔杆，经常给报社投稿。他约见了他，这才知道他就是曾经于三十年代大名鼎鼎的作家姚篷子的儿子姚文元。姚文元于一九三一年出生于上海，十七岁的时候，他在上海沪新中学高中理科二年级甲班读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他担任了上海卢湾区团委宣传部干事。和张春桥接触上以后，他的文章经常见报，成了上海小有名气的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