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愤怒地说：“其实，毛主席对我老婆文静的情况和姚文元同志父亲的情况完全了解。主席从来没有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看问题。他说：‘文静和姚篷子在历史上有自首变节的行为，这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和你和姚文元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们从来没有掩盖和欺骗党组织。和薄一波、彭真的问题不同，他们长期隐瞒了他们的行为，并且窃取了党和国家重要的权力。历史上的问题如果没有现行活动，是要给出路的，表现好的还要给于一定的使用。我们对待国民党战犯尚且没有一棍子打死，对历史上犯了变节错误或出身不好的人，怎么能不给出路呢？你和文元都不要背这个包袱。’长期以来，毛主席从实践中多次把林彪、陈伯达和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吹毛求疵顶了回去，一九七六年五月，毛主席亲自向我和华国锋、王洪文等人说：‘现在是谣言满天飞，有一种说法，说江青是叛徒，是这样那个，都是别有用心。你们可以查一查，从哪里冒出来的？我看是从阴沟里出来的。为什么不早说，现在要说，无非是我老了，快死了，已经不起作用了。历史上往往有这个教训，即权力的交替时候斗争很复杂和尖锐。我给王洪文开了个书单子，不知他看了没有，都是让他怎样对付阴谋诡计的。他行不行呢？我是看不到了。’这话过去我们都没有传达，本来是要在十届二中全会上传达的，结果被人家提前下手了。”

　 “你说你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到底该怎样证明呢？”

　　“现在只有让历史和事实来证明了。现在已经说明了许多的问题了。比如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就让华国锋给翻过来了吗？这竟是他拥护毛主席还是他反对毛主席的证明？让历史来回答吧！将来还会有许多的事实来证明的。”

　　在后来的和小战士及其他监管人员的接触中，张春桥断断续续地讲述了许多有关文化大革命发动时的情况：

　　一九六64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指着张春桥对刘少奇说：“彭真反对我和我的部署，造就了张春桥这个对立面。姚文元的文章，就是张春桥同志组织写的。这次起草撤销彭真那个二月提纲的中央通知，也是他们和陈伯达等好几个同志起草的，我看要重新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起草文件的这些同志们都算一个。还有一个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出了大名，他也要算一个，他的父亲姚篷子，原来是我党的成员，后来叛变了，这样才能战胜资产阶级。”

　　刘少奇说：“姚文元的文章好，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这个功劳很大嘛。”

　 “文化大革命可以算做最重大的政治运动，其意义要超过反右和社教。”周恩来也说。“中共中央的通知要起到宣言的作用，可以和《共产党宣言》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