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即悄悄重整军备；在凡尔塞体系的严密封锁下，中国成为绝好的军备资源基地，同时又是军工产品的理想销售市场，还是德国重工业投资的潜在地区。对中国而言，德国不仅提供了一种现代化的榜样，而且又是当时南京国民政府重要的军事顾问和武器供应商。双方的互相需求使两国关系相对于同一时期的中外关系而言更加平等。

希特勒上台后，表面上德国的对华政策仍是魏玛时期的继续，以至于“九一八事变”至“七七卢沟桥事变”期间德国军事顾问训练了大批的中国军队，无论是编制、武器还是服饰都是德式的。实际上，希特勒有着自己的打算：对德国的征服世界的计划而言，日本比中国有着更重要的作用，北可牵制苏联，南可牵制英美；而中国则只有资源，没有实力，不符和希特勒的盟友要求，[ 伊犁将军以为“弱国无外交”这句话不但表现在与敌对国家的外交关系上，也表现在与相对友好的国家之间，弱国在国际社会想找一个盟友也很难。] 虽然中国丰富的战略原料对德国的战备很重要，但这只是战前及战初的意义，一旦德国以闪电战征服了欧洲，获得新的原料基地后，中国便没有太大价值了；即使有，也是在德国征服苏联之前，或许还可能发挥一点牵制作用。在希特勒的棋盘上，中国只是个随时可抛弃的小卒罢了。但由于时机的不成熟，德国还不能立即抛弃中国；再加上德国国内军工界的在华利益，使德国不得不在中日的对抗中采取一种骑墙的政策。一方面继续向中国提供包括军事顾问和武器在内的各种支援；另一方面对日保持友好的盟国态度。七七事变后，德国甚至反对日本的全面侵华行动。“德国警告日本‘不要期望德国会赞成他们的行动’，甚至认为日本的行动与‘反共产国际协定’相抵触，因为它阻碍了‘中国的统一，从而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帮助’。”为了尽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德国甚至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试图做中日调解的中间人，后因日本的得寸进尺而使调解破裂。1938年，为了能与日本签订军事同盟，德国不得不开始牺牲在华利益。希特勒主动修改对华政策，亲华的国防部长被撤职，承认伪满州国，停止对华军事援助，撤走军事顾问团和驻华大使。但日本并不十分买账，结果军事同盟条约谈判陷入僵局。对日本而言，德国在华势力的存在、对中国的军事援助，无论从何种目的上讲都是对其侵华计划的破坏。早在1934年的“天羽声明”的发表，不仅是针对英美等国，同时也是阵对德国的在华军事顾问团的。日本对德国以私人公司的名义对华提供援助亦十分恼火，却又无法正面解决之。德国为了签订军事同盟条约而在对华政策上向其妥协当然使它高兴，但日本并不打算让德国分享在华利益。改变对华政策后，德国资本家的在华利益遭受巨大损失，与伪满州国的贸易根本无法弥补这个缺口。而日本也正在报复性地排挤德国的经济势力：“一位喝醉酒的日本军官向他的一名德商朋友透露，尽管德日是好朋友，但德国人终将会被踢开。” 可见德国在对华政策上的妥协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