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大规模的接触和交往是从19世纪开始的，是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引起西风东渐，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传统中国社会。鲜为人知的是，在这西风东渐之前，有一股强劲的东风西渐。许明龙先生的《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以下简称《“中国热”》）告诉我们，18世纪欧洲曾掀起长达百年的“中国热”。不少欧洲人如醉如痴地欣赏和赞美中国文化，将中国看作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国度。那时中国在欧洲人眼里的形象与鸦片战争以后那种落后、衰败的形象迥然不同。

15—16世纪，欧洲人对外殖民、扩张，打破了东西方长期彼此隔绝的状况；16世纪起，欧洲人开始大量进入中国。大批精美的中国商品连同商人和传教士对中国的宣传让欧洲人发现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新世界。所以说：“没有欧洲商人和传教士来华，就不会有欧洲的‘中国热’。”

该书分析欧洲的“中国热”有两个层次：俗的层次和雅的层次。俗层次对中国的兴趣偏重于物态文化，作者用生动的笔触描述这方面的表现：“那时，中国的商品抢着买，关于中国的书争着读；凡尔赛宫的舞会上，国王身着中国服装出现在满朝文武面前；塞纳河边的戏园子里，男女老少聚精会神地观看中国皮影；国王的情妇养金鱼，大臣的夫人乘轿子；阔人在私家花园的中国式亭子里闲聊，文人端着景德镇的茶碗品茶……”作者认为这一层次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停留在比较肤浅的表面，这种“中国热”虽然表明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仰慕和钦羡，但并未给欧洲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记。

雅是指学者、思想家等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关注和研究，不仅表现为对中国的理性思考，还将中国作为参照，探讨欧洲的诸多问题，从而显现了中国文化对欧洲思想的影响。正是从这个意义来看，作者认为“18世纪的‘中国热’不是一般意义的热，它是中西文化的一次大规模接触和交流，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堪称空前。”所谓欧洲人如何看中国主要是这一层次的反映。

不过，要概括欧洲人如何看中国并非易事。书中说，不但在欧洲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国形象，即使是同一个国家的人，对中国的看法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传教士的报告和书籍、游记等是当时最主要的信息来源，他们为了争取欧洲对其在华传教事业的支持而倾向于美化中国。“耶稣会士的信札和报告，大都以美好的言辞描述中国，甚至有人将中国比作人间天堂。”所以，倚重这种信息的人必然会将中国理想化。而一些不相信这类报道，另辟信息来源的学者就可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例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受旅法中国人黄嘉略的影响，对中国采取一种审视和批评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