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我们无论是从意识形态上、还是从民众心理上、文化认同上，一直对西方文化价值观进行批判。撇开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不说，我们自近代以来一直认为，西方社会虽然物质文明发达，在精神文明、道德上总是不如我们的。现代化了的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中出现了许多许多的文化危机、精神危机等现代及后现代病症。对此，不仅我们批判起来不遗余力，就连西方人也痛快淋漓地加以自我批判。现代化了的西方在我们看来已经走向末日了，而未来却是永远敞开的。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未来世界的希望似乎不在西方而在东方，“东方人和一些西方人已开始明白，我们正迈向一个亚洲化的新世界。操纵世界的轴心已从西方转入东方。亚洲已经是世界的中心，现在它将重振昔日风采。”（《亚洲大趋势》，第8页。）东方的道德与文化就成了超拔西方拯救未来的悬记，孔子的神话由可能就进而变为了肯定。“我们都靠神话而生存。神话是精神和理性信仰所构成，这种信仰对一个未知的和无法预言的世界赋予意义，予以肯定。”（李瑞智、黎华伦：《儒学的复兴》，第3页。）对西方文化，我们虽然判定它已经没落、走向垂暮，但是对西方学者吹捧我们的文化，我们却不得不十分赞同，佩服人家有眼光。既然西方人都把未来世界的自我拯救希望寄托在了东方孔子，我们还有什么可怀疑的？
孔子的深远影响，不仅体现在过去的历史中，而且还体现在现实中，更发生于将来。以至于我们对未来的期盼，总是抹不去孔子的身影。因此，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社会学十年”纪念会上说：“现在世界正进入一个全球性的战国时代，是一个更大规模的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在呼唤着新的孔子，一个比孔子心怀更开阔的大手笔。”“当前人类正需要一个新时代的孔子了。新的孔子必须是不仅懂得本民族的人，同时又懂得其它民族、宗教的人。他要从高一层的心态关系去理解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孔林片思》，《读书》1992年第9期。）此后，呼唤新孔子就在孔子学界有了回响。（石中元：《当今世界需要一个新孔子》，骆承烈、李玉洁主编《孔学初探》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舒默：《新的时代呼唤新的孔子》，《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可以预见的是，有关孔子的神话在未来的日子里还将存在。（本文材料仅引用到2000年六月左右，所见也仅仅是目力所及，其中的遗漏定是多多，希博雅不吝赐教。）
本文发表于《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