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一个公认的事实是买不起房或改善不了住房条件的市民，已占到了城市人口的七八成。也就是说，中国城市“住房上的低收入者”高达70—80%；而在社会阶层的统计分析上的，城市社会的低收入者，一般在10%。所以，中国的房地产政策和调控措施，要解决“住房上的低收入者”问题，应该解决的是这70—80%人的问题，而不少在10%上作秀。

众所周知，暴利和高房价是住房上“低收入阶层”的制造者。但人们应该再进一步追究的是，究竟又是谁，提供了什么样的政策和条件，给房地产市场的暴利横行和开发商肆意攫取公众财富，“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氛围”的呢？是房地产铁三角利益集团操控的右倾化住房政治导向，才使开发商成为人民最大利益所在——土地权益的真正的主宰者和使用权的垄断暴利者。住房上的“低收入群体”和社会阶层统计分析上的“低收入者”两者之间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差别，就在于导致高房价出现的一系列的政策和行政，实际上已经起到一个反向的“二次分配”的调节功能，它使富者越富，穷者越穷。不当住房和房地产政策导向的负面效应正在不断放大，使得逆向二次分配调节功能开始颠覆改革的成果，中间阶层成为财富被攫取和剥削的主要对象，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正在日益拉大。

正是在高房价的盘剥下，公众的财富被“重新洗牌”：已经“全面小康”的社会中间阶层重新变为“低收入者”，重新成为 “负翁阶层”和新的“赤贫阶层”。这种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的存在，就在于高房价实际已经起到一个一个反向的社会调节作用，这也是现今的住房政策和房地产行政导向直接作用的结果。说到底，这也是对社会稳定和谐的一场大的摧残、大的浩劫。因为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中间阶层都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这里引出了问题的核心和关键，就是当开发商操控的暴利高房价，已经空前荒唐的达到世界公认的“国际房价最难承受地区”（房价收入比为7）的数倍，社会主义中国的开发商，已成为攫取和侵害近六亿中国城市居民最大财富和利益的“寡头垄断剥削者”时，“以民为本”的执政者，制定和实施新的“房改新政”时，还是否敢于为了数亿人民的最大利益，拿几万名“开发商特殊利益者”开刀。虽然开发商操控的新一轮房价“无拘无束”的暴涨和“白纸黑字的最新文件”，再一次以事实给了人们最有说服力的“反面回答”。但人们依旧憧憬：即将召开的、全面把握“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十七大，在住房——这个普通民众的最大利益面，推出“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全新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