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宋这一边，朝野军对议和几乎都持一边倒的反对态度。宋朝是理学发扬的时代，仁义道德是文官们进行辩论的主要武器。南宋朝廷的文官，如枢密使王庶，宰相赵鼎，礼部尚书张九成，吏部侍郎晏敦复，枢密院编修胡铨等多人均上疏反对议和，当然他们提出来反对的理由主要也是在仁义道德范畴的，如堂堂大国国君，对蛮夷称臣对不起赵氏宗社；有仇不报，反向仇敌下拜为世人所羞等等。用伦理道德进行国策咨询是中国古代官员，（我们知道还包括现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文人）的通病，形成原因就不分析了。但这些个劝谏最多只能起到个“物议”的作用，它不能代替这个政策的成败得失的分析，对影响这个决策起不到什么作用。

　　顺便提一下宋朝的官员阶层。宋朝的官员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待遇最好，地位最高，而且时间最久的官员阶层了，然而在历次，尤其是北宋末年的对外战争中，宋朝官员的整体表现却可以用最无耻，最无能来作历史评价。北宋末年的时候，渊圣皇帝（宋钦宗）身边多次出现公开号召投降卖国的官员。北宋末年官员们在面临国家民族利益关头，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生死荣华，他们最为信奉的逻辑是只要自己能荣华富贵，管他哪朝天子哪朝臣。他们的政论主张，绝大多数不是出于国家民族利益考虑，而主要是拨弄自己小算盘的结果，这个算盘珠子有的拨的是钱，有的是权，有的是名，有的是自身安全，总之机关算尽，不让自己吃亏。

　　发展到南宋绍兴年间，这些官员们是否有了本质上的长进，从他们反对的声音中，是看不出来的。譬如宰相赵鼎此人，有的史料上说他反对议和，但没有找到他反对议和的文字资料。而且赵鼎此人最后虽被秦桧贬谪而死，但在他当政期间，却几乎没有和秦桧发生过冲突，也没有明确提出过自己的主张。这样的人，很难对他作出评价。

　　军队方面的反对声音就有了一些进步。行军打仗毕竟是技术型工作，南宋的军事指挥官们虽然也脱不出理学风尚的窠臼，多少还是能讲出些技术上的原因。如岳飞就上奏直率的指出金人不可信，和议不可恃。韩世忠则更加粗鲁，直接要求调查王伦等勾结金邦卖国的罪行。韩世忠是西军低级军官出身，是个职业军人。他的态度和后来的兀术是一致的，这代表了军队方面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