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戒》并非张爱玲小说中的重要作品，但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这部创作时间逾20年的作品，确实体现了她自我认同的一种焦虑，小说中的王佳芝与其说像郑苹如烈士，不如更像一种她想象中的“自我”，是她释放内心焦虑的一种想象性解决。此外，我们还应该意识到，张爱玲之所以创作这样一篇作品，不仅与她的世界观有关，也与她的艺术观有关。她更重视“人生安稳的一面”而不重视“飞扬的一面”，她所擅长的便是在社会动荡中描绘世俗生活中儿女情长的心思，小说《倾城之恋》所写的，便是香港沦陷成全了一对互相算计爱情得失的男女，在这个意义上，《色戒》则可以说是“倾国之恋”，在民族国家与世俗生活之间，或者说在民族大义与世俗情爱之间，张爱玲天然地倾向于后者，这构成了她艺术上独有的特色，也形成了她的局限，当处理像《色戒》这样涉及到民族节义的题材时，就难免逾越了必要的界限。

而李安的电影与张爱玲的小说又有不同，一是李安强化了小说中性的作用，二是李安强化了对汪伪特务头子“易先生”这一角色的认同。这使此部影片在性与政治两方面都挑战着当代中国人的禁忌。

张爱玲的小说虽然对性有所暗示，如“权势是一种春药”，“通往女人的内心的路通过阴道”，但并没有具体的性描写，李安则以出人意料地将性爱场面直接呈现了出来，这使得有人批评李安展现的不是“人性”而是“动物性”，龙应台也指出，“如果王佳芝背叛了她的同志，是由于她纯纯的爱，她还可能被世俗谅解甚至美化，但是，她却是因为性的享受，而产生情，而背叛大义，这，才是真正的离经叛道，才是小说真正的强大张力所在。”她以赞赏的口吻肯定“导演完全看见了性爱在这出戏里关键的地位”，其实是一种双重误解，她误解了李安，而李安也误解了张爱玲，或者说李安在张爱玲的故事中加入了他的理解。性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并不是一个中心话题，她所关心的是世俗小男女在爱情上的算计与得失，而李安则不同，从《喜宴》到《断背山》，性的焦虑与认同一直是他关心的焦点，即使在《冰风暴》这样描写中产阶级儿女的“成长电影”中，或者在《卧虎藏龙》这样描写江湖恩怨的“武侠影片”中，情与欲，或理智与情感——的冲突，都是他所集中表现的。

对“易先生”角色认同的强化，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王佳芝只去过一次首饰店（在郑苹如烈士的故事原型中，则是皮衣店），是与易先生一起去的，而在李安的电影中，则先写了王佳芝单独去，而后是两人一起去，而在王佳芝单独去之前更铺叙了一些细节与谜团（送一封信），这些增加的细节与铺排，加强了易先生“重情重义”的形象。日本酒馆里的唱歌与流泪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