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围绕着电影《色戒》，出现了不少评论，这些文章大体可以分为两个倾向，一是在艺术上加以肯定，认为这部片子写出了“人性”的复杂与永恒，是2007年度最佳“华语片”，或成为“票房冠军”，这是在主流媒体上经常见到的声音；另一方面，则对电影、以及张爱玲的原著小说对郑苹如烈士的污蔑而愤慨，将这部片子定位为政治电影或“汉奸文艺”，认为它触犯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情感，有激进者甚至呼吁对这部影片加以禁映。
如果作为一个“文化研究”的个案，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有关这一影片的其他事实：在2007年威尼斯电影节上，这部影片获得了金狮奖，这是否意味着它在“艺术”上获得了承认，而这艺术又是一个怎样的标准？这部影片在美国被列入NC—17级，并被拒绝作为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是否意味着它在情色上的大胆突破不被美国人接受，或者它的“艺术”不被奥斯卡接受？在台湾首映时，国民党2008年参选人马英九“热泪盈眶”，这与70年代小说《色戒》在台湾发表时青年学生的反应大向径庭，这是否意味着国民党已经在向民进党的“殖民史观”靠拢？在大陆放映时，该片被删减了7分钟，主要是三次男女主人公的激情段落，但也有一处将关键的“快走，快走”改为“走吧，走吧”，模糊了女主人公放走汉奸的事实，这是否意味着色情的禁忌更重于意识形态的禁忌？可以说，围绕着《色戒》这部电影、小说及其所由来的历史事实，在政治、性、艺术与商业各个层面的张力中，我们可以窥见一种复杂的情态。
1、历史、小说与电影
在郑苹如烈士刺杀汪伪特务丁默村这一历史事实，与张爱玲的小说《色戒》、李安的电影《色·戒》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缝隙，我们首先应该进行区分，哪些是张爱玲的加工，哪些是李安的再加工，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可以进一步分析这些加工意味着什么。
张爱玲的小说《色戒》，在对郑苹如烈士的故事原型改动之间，虽然故事的内核“刺杀”没有改变，但有三处重要的改动，一是故事的结局，由郑苹如烈士的壮烈牺牲，转变成王佳芝放走敌人、叛变事业；二是主人公的身份，小说将职业特工转换为了一个女大学生；三是故事的色调，从一个慷慨激昂的刺杀故事，转变成了一个世俗的情爱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