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上海《第一财经日报》文化记者罗敏先生来信采访，以下是我的覆信。

问：“那场集体的青春期，早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结束了”。您在书中很多地方提到相似的意思。这样一种青春，在您心目中有怎样的寓意？

答：这主要说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战后婴儿潮步入青春期，集体四出造反。青年人的数量压倒地多过「大人世界」，在这之前，西方世界从未有过一整世代集体「自我野放」的经验──「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流风所及，始自英美，渐次吹往欧陆、东亚，诸国青年皆受薰染，乃造成种种传说。其中最让我著迷的，并不见得是那些革命的使命感（如今回望，多少有著装模作样大惊小怪的意思），而是其中的天真，那是「还来不及替万物命名的时代」，一切都新，一切都可能，未来只可以是一条持续的上升曲线，他们尚无法真正「酱进去」大人世界的种种丑恶，就连闯出来的祸，也是天真的。

问：有仅仅想玩摇滚就玩的人，也有所谓改变政局的摇滚乐队。摇滚与现代政治有著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在您心目中，摇滚乐的本位是什么？

答：任何艺术形式都可以与政治有著千丝万缕的关系，艺术家作为公民，作为社会人，当然有权用他最拿手的形式对公共议题发表意见。然而既然选择了这样的形式，便必须对艺术的专业有所自觉，并且也不能既要说话又怕人骂，得对自己的话负责任的。

摇滚或许可以点醒若干思维、蹭出几星火花，又或者可以是一阵风，让燎原大火烧得更快一些、更远一些。然而摇滚的意义，就跟所有的艺术形式一样，从来都不在于如何「功能性」地改变现实社会。真要更有效率地改变政局，还是应当入党选议员，或是动手造土制炸弹（啊，后者我当然是不支持的）。

问：当年草创期的多数乐手，在“没想太多”的状态下创作、歌唱，和“垮掉的一代”的文学等一样，在试图表述生命当下的感受。您认为他们的创作捕捉住了这些感受吗？又忽视或者掩盖了什么？

答：正因为没有前例可循，他们拥有无边无际的自由，那边界只能是自身感悟与能力的限制，而非类型的成见。回头听上世纪七十年代最早的那批台湾青年创作歌谣，多是浓浓的文艺腔，诚惶诚恐的声态，和朴拙的编曲。然而正因为他们不大想到「流行音乐」，更没有什么「革命」的自觉，这种「素人面目」，格外动人。后来有组织的商业势力进来，青年人有了「革命」的自觉，创作、演唱愈发娴熟洗练，那种「素人」的趣味便也没有了。

问：在颠峰期，不少乐队和乐手都曾经在歌曲和采访中自比耶稣或者撒旦，据您的观察，这能代表当时这些歌手，以及歌迷的心态吗？是否能介绍一下他们在何种情况下写就这些作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