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把这份材料封好交给工作人员，同时向他提出要上街走走。离锦江饭店仅几百米的霞飞坊，是我们曾经住过十几年的地方，而且至今我妻子的父母兄妹仍旧住在那里，怎能到了上海而不去看望呢！说到不安全，我们想不通会发生什么事。中午有了回音，只允许到友谊商店去购物。无奈，我们在一位交际处管接待的女同志陪伴下，也可以说监视下在友谊商店二楼逛了一圈。里边冷清清的，只有几个“外宾”在购物。这大概就是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吧。母亲买了一块广东香云纱衣料，我给妻子挑了一件雨衣，不敢多逛，便匆匆打道回旅馆。

隔了一天，又通知见“首长”。仍是这个地方、这个阵势，边上仍然没有旁人，空空荡荡，只有江青在座，她开门见山讲：“材料看了，时间嘛已经过去很久了，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也许你知道得不多。那你马上就回去吧！我叫人去买飞机票。这次来上海不要告诉别人。”

对成仿吾谈话的看法

在这风平浪静的1966年5月，我们母子和全国人民一样，在对即将发生的一切毫无预感的情况下，急匆匆而神秘兮兮地去了一趟上海，领受这样一个特殊的任务。对于母亲奉命写的这份材料，我一字不漏地予以公布，此中的是非曲直，我不想多说什么，相信读者会有自己的结论。而对于我来说，重读旧文，感慨万千，不禁又忆起当年母亲苦思冥想时的烦难和无奈。

从这次神秘的上海之行后，我发现母亲有些变了。在去之前，她似乎也感觉到政治形势逐渐变得不可捉摸，却又什么都不知道。她虽是党员，又有人大常委、中国妇联副主席、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等显赫头衔，但能让她接触的中央文件却不多，平时只能通过报纸和大参考来了解形势，有时还靠“马路新闻”来补充。她内心只有一条：虽然自己年老多病，仍要“活到老学到老”，要时时事事紧跟党中央毛主席。因此，尽管那时她的心脏病已很严重，但只要心率稍稍正常，心绞痛和缓，便要拿起报纸来看，重要的段落还要亲自加以抄录。她常常独自默默地在想着什么，说话似乎也少了。另外，也许出于一种特殊的心理，她还重抄了《风子是我的爱》等两三篇文章(直到她去世前的1968年1月21日，母亲才向我们透露，这篇《风子是我的爱》，是她向父亲的定情之作，她解释说：风就是快、迅，指的就是父亲鲁迅——海婴注)。

同年7月初，有一天全国妇联接待室来电话说，山东大学四年级的学生王永升等几人，要求面见母亲，了解她对成仿吾的看法。他们提了这样两个问题：一、对成仿吾的看法，你在《鲁迅回忆录》里和现在有性质的不同，为什么？二、1958年你与成仿吾的谈话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