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之子周海婴

(注：文中的“我”指作者周海婴)作为鲁迅后人，我对于三十年代文艺界前辈们一直怀有深深的敬意。虽然父亲曾经跟他们中间一些人有过这样那样的事，但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至于有人后来为此而遭受不公正的对待乃至迫害，那应该不是父亲的责任。没想到个别前辈不作如是想，不但旧恨未消，竟在全国声讨“四人帮”之际，将自己受迫害的责任加在已故母亲身上。

事情起因于“四人帮”粉碎后，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近代组的一次分组会。这次会议参加者中有欧阳山、林淡秋诸位前辈。会议主持者是孟繁和、王宝生两同志。就在这次分组会上，前辈李初梨说：“鲁迅算什么！郭沫若提出革命文学的时候，他还在喊虚无主义呢！”还说：“许广平不是什么因鲁迅书信被拿走气死的，而是因为她与王关戚关系密切，王关戚一揪出来，就吓死了。”

对于父亲鲁迅的评价，各人看法不同，这原是正常的。但是对于母亲的无端指斥，我觉得这位前辈不仅太伤人，失之于厚道，简直是在信口污蔑人。关于母亲亡故的原因，我将在后文述及。这里先说明几点情况。

江青召见许广平

不错，母亲早就认识戚本禹。那是1962年初，她收到戚寄自中南海秘书室的一封私人信件，大意是他读了母亲的《鲁迅回忆录》，有一些感想，打算写一篇《鲁迅与群众》的文章，因为“毛主席说过，鲁迅是最平等待人的”。为此希望母亲提供一些材料，“我想拜访您一次，请您给我一些指示”。母亲对人一向是热情的，她答应与之交谈。戚来访的那天，我正在广播事业局上班。但事后知道，他就有关鲁迅研究提了几个问题，母亲一一作了答复，仅此而已。就这样，她与戚本禹算是认识了。戚的这封信至今还留存着，很简短，日期是1月14日。此后便再没有什么联系。

直到1966年5月下旬，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正休息在家，戚本禹忽然打来电话，说有要事来面谈。来到我家后，他只简单地传递一个讯息：江青要母亲立即到上海去。至于去上海干什么，他没有明说，只讲“到了那里就会知道”。并说此去逗留的日子不会长。他知道母亲有心脏病，让我陪侍同去，以便有个照应。我插问一句：如何请假，向哪一级请假？他回答说，请假的事，我们会替你办的。他回去不久，便送来两张当日上午的飞机票，我们就立即动身出发。

从上海机场出来，便有上海市委交际处的人来接，汽车一路开到了锦江饭店。房间似乎早就定妥，是远离旅客的第10层。客房为单间，放有两架单人床。接待的干部交待：不要下楼、外出、打电话。吃饭自会有人按时送到房间来，每餐都在房间里吃。临走留下一个电话号码，说有事可以打电话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