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调和的立场

　　2002年，Matas医生和他的同事发表了一篇论文，计算出政府只要花费9.5亿美元就能基本抵消器官交易的费用，因为政府联邦保健计划为肾透析所支付的费用并不低，若能成功进行肾移植，政府亦可省却大笔透析开支。

　　有趣的是，Matas的朋友、哈佛大学教授FrancisDelmonico医生也在同一期杂志刊登了持相反意见的论文。该文章称，印度的肾器官供方因为术后出现健康问题，尽管有经济补偿，生活反而更糟糕。他还指出，销售器官改变了医生和患者的关系，在金钱交易的诱导下，患者往往会在医生的压力或说服下接受供体的器官。

　　今年夏天，Delmonico在纽约召开的器官移植会上称，一旦开放器官移植市场，那些家境不好的青年人可能会为生活所迫而卖肾，买方则可能会死劲喊价，不惜一切代价购买最好的肾，或优先进行移植手术，结果有人从此成了“单肾人”，有人因无力支付得不到及时、妥善的治疗。在这场会议上，Delmonico医生做完主题嘉宾发言后先行离去，Matas医生随后登场发表持相反观点的报告，两人同城与会却擦肩而过。

　　两个月前的一个专业会议上，两人不期而遇，索性单独交流，经过1个多小时的坦诚沟通，双方取得了一些共识，即去除阻碍器官捐赠的条条框框，尝试新的模式。但对于是否开放器官交易市场问题，双方仍然各持己见：一方认为应该放开，且通过调控使其规范化；另一方则认为无法调控、不能开放。

　　无需等待的伊朗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已通过立法禁止有偿器官捐赠。过去20年来，由于免疫抑制药物治疗的进展，器官移植越来越成功并日趋成熟，越来越多的患者期盼得到器官移植。不幸的是，利他主义环境下的器官捐赠已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器官需求，而严重的器官短缺已导致许多病人在等待的绝望中死亡。许多移植专家相信，需要仔细考虑另一种有经济诱因和补偿的器官捐赠作为替代，提供更好的器官供求矛盾解决方案。

　　1988年，伊朗开始实行补偿和有调控的活体非亲属肾移植程序，主要由政府买单，实施有偿器官供给制。在这种模式下，移植医师首先对所有肾移植受体者进行评价，建议由亲属活体提供移植肾，若无捐肾者，病人将被转介到透析与移植患者协会（datpa)，该协会很快为患者寻找一个合适的、无亲属关系的活体供体者，当然，自愿的非亲属活体捐赠者也可以主动接触datpa，而datpa提供的服务并无奖励回报。

　　目前，伊朗全国共有302个透析单位，25个移植中心，79家datpa办事处遍布全国。肾移植团队均属于大学医院，由政府支付所有的费用，非亲属活体供体者可收到政府提供的补偿费用及健康保险，且多可从受赠者处获得奖励和酬劳（由datpa在移植前安排确定）。如果接受捐赠者家庭贫困，费用则由政府或慈善组织买单，政府还提供必要的免疫抑制药物，如新山地明环孢素和麦考酚酸酯，所有移植受体者都能享受政府补贴和廉价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