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认罪改造后，于1959年12月4日被特赦。

溥仪自述：家人检举揭发让我原形毕露

所方的反复动员，讯问员耐心的谈话，政府给安排的充裕的考虑时间，历史血腥罪行的揭露，武士道长期教育下的日本官兵的巨大变化，以及所方为了改造、挽救而用的苦心，这一切一切，竟仍然还不足以震动到我心灵的最深处，还没使我自动剥下最后一层皮，把那一堆垃圾情愿抛弃掉。

但是，风暴毕竟是风暴。

检举认罪进入了最后定案的阶段。十二月二十五日这天，我又被叫到两丈见方的讯问室里。青年讯问员把一大堆材料放在我的面前，照旧是平时那种平静的声音对我说：

“这是别人对你的检举。你认为对的，就在上面签字；认为有出入的，就写上你的意见；认为不对的，你可以指出来，可以不签字。一时记不起来的，可以想一想再表示态度。总而言之，实事求是。”

我怀着鬼胎，接过了检举材料，一页一页地看下去。伪大臣们的检举，都是那些公开的、作为伪满洲国政权所执行的那些罪恶的政策法令和它给国家人民造成的损害。对这些，我是有足够精神准备的。但是，我的家里人的检举，除了那些我料得到的、我也自己作了交代的之外，我竟发现原来还有我料不到他们会知道的事。我先看的是妹夫康庆写的，在“我参加溥仪的活动”这一小题之下，第一条便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晚上，入宫见溥仪，他正在写一纸条(这时外面正有张景惠和武部六藏等候接见)，溥见我即出示所写的纸条，内容是令全满军民与日军共同作战以击溃来侵之敌人(指苏军)，问我有无意见，我答已只有此途别无他策……我竟然把征求过他的意见的事全忘了!我加以否认吗?那就更糟。连我也看得出来，康庆的检举是很老实的，凡是他自己有责任的地方，他都不曾推诿，也一并交代清楚。连我不曾检举他的都写出来了：临归国前，我曾向他献策，叫他不要怕死胆怯(我深恨他贪生怕死，遇事推诿，在东京法庭已有胆怯病之称)，应堂堂宣布自己是为了恢复祖业，不幸一切不能如愿，反为日寇利用，应慷慨就死以谢国人。我屡次考虑回国后与溥仪同死……我如果否认，政府是相信谁呢?这是很明白的。更糟糕的是在真瑞的又长又详细的检举里，第二十二条是：一九五一年在哈尔滨道外，某次放风，李焘叫我转告溥仪，说他向所方贾先生说溥不打人，溥在旅顺锁着大门未见日人……溥又叫我转告李焘，说如所方再问旅顺事，就说不知道……他写这材料的日期，是四月十六日，这就是说，检举认罪刚一开始，他就把这些都揭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