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则故事很有意思。
北宋时候，有“京畿民牟晖击登闻鼓，诉家奴失牡豚一，诏令赐千钱偿其值。”
这位首都居民通过敲登闻鼓的方式，向皇帝控诉自己的家奴弄丢了一头母猪，宋太宗于是下令赐给他千钱作为补偿。
登闻鼓的设立当然不是专门为了补偿家畜丢失的。
那是老百姓告御状的特殊渠道，也是鼓的最高境界。
只要敲响了登闻鼓，朝廷官吏就必须受理，并将具体案情直接奏章上报皇帝，皇帝批复后再转由司法部门受理，审理结果要反馈给皇帝以勘其公允，如果司法部门磨磨蹭蹭，唐朝的规定是对主责官员“罪加一等”，明朝的规定是“蒙蔽阻遏者罪”，是有严重后果的。
可是事无巨细，连丢母猪的事情都捅到皇帝这里来，有必要吗？
宋太宗说过一句感人的话：
似此细事悉诉于朕，亦为听决，大可笑也。然推此心以临天下，可以无冤民矣。
他的意思是说，这样的事情也找我这个皇帝来解决似乎很可笑，但是，如此一来，让天下百姓都知晓这样的直接诉讼的渠道，就不会有不可解决的冤情郁结于民间了。
数百年后的朱元璋也是同样的想法。
洪武元年，朱元璋在南京午门设立了登闻鼓，士农工商或者官吏，有“大冤及机密重情”就可以敲鼓，而且专门安排有值班的御史，只要敲，就必定立即受理上报皇帝，所谓“击即引奏”，而一旦皇帝对此有批示，锦衣卫的军官就会拿着驾帖将当事人护送到司法部门处理，有敢拖延阻挡的，如上所言，一个字，“罪”！
这位平民皇帝设立这样的制度，一来是对汉唐宋传统的回归，如他在洪武三十年所言：“朕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要恢复蒙元纵驰懈怠的法纪，二来是对他根本不信任的以士大夫阶层为主体的官僚体系的一种提防措施，登闻鼓是在正常司法管理之外的特殊通道，民情可以上达，可以形成对官僚集团的监控和震慑。
朱元璋是一个创造型的革命派皇帝，登闻鼓可以打通民间与最高权力间沟通的一丝缝隙，用心良苦。
没有哪个公务员或者官员会喜欢这样的制度！
没有哪个普通百姓会抵制、反对这样的制度！这是社会正义、民间公道的最高也是最后的一条途径！
官僚体系是国家机器的实际操控者和受益人，他们横亘在皇权与士农工商之间，承上治下，登闻鼓这样的制度的存在，毫无疑问是一种威胁，是对他们手中权力的制衡和监督，是他们最畏惧也最痛恨的东西。
怎么办呢？怎么应对呢？
到宣德年间，一位登闻鼓的值班官吏对皇帝提出：
好些犯人，自以为有冤情，总是击（登闻）鼓申诉，实在是“烦渎不可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