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对于医疗卫生服务的提供部门，究竟以公立医院还是非公立医院为主，争议始终非常激烈。在最新的医改方案中，最终形成了以公立医院为主、鼓励社会参与、建立多层级多类型的非公立医院共同发展的共识。但对于具体操作细节，各机构仍持不同看法。

　　卫生部倾向于由政府强势控制一定规模的公立医院。首先由政府制订统一区域卫生规划，根据公共卫生服务和居民基本医疗服务需求，确定保留公立医疗机构的数量和规模，其余的公立医院可引入市场机制，吸收社会资金，改制改造成社会非营利或营利性医疗机构；对于保留的公立医院，由政府确定收费标准和收入规模，不鼓励创收。支出要由政府核定，给予保障，实行“核定收支，收支挂钩，超收上交，差额补助”的经济机制。

　　北大方案则认为，可首先将医院分级，由政府投资承担基层一级和二级医院的主要职能，如公共卫生、基本医疗、健康教育和健康管理等。三级医院则应允许利用优势资源服务高端人群进行创收，由此补贴公益性的基本医疗服务。而民营医院也享受税收减免等优惠待遇，成为非营利机构。

　　清华方案则更鼓励医院之间的竞争。据此，政府应当放宽准入，让不同性质的医疗机构平等共存，而社会保险机构一视同仁地对待不同所有制的服务提供者，以此逐步改革严重扭曲的价格体系。

　　在各种争议中，也有观点认为，规范医生待遇应该是医改的重要环节之一。中国医生待遇偏低是不争的事实，远低于其人力资本投资和所创造出的价值。在新的医疗体制中，应该让医生的待遇能通过某种机制，随着他的医术和服务质量的提高得到解决，而不能也不必通过“宰”病人来增加自己的收入。

　　“政府主导”辨析　　

　　不同的思路头绪繁杂，表面上，分歧在于筹资模式和医疗服务的支付方式，而背后则隐含着不同部门的权力之争和利益之争。

　　从不同部门的表态看，“补供方”思路深得卫生部门的青睐；“补需方”是政府出钱购买医疗服务，因强调社保机构的作用，深受社保部门的拥护。

　　据《财经》记者了解，最终的方案采纳了对供方、需方同时补贴的折衷办法。与方案主张的“四大体系”相对应，在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医疗保障体系进行补贴的同时，政府将以最终确定的“基本医疗服务包”为内容，为“供方”即医疗机构埋单。

　　《财经》记者得知，有关“基本医疗服务包”的项目，目前正在由卫生部专门的课题组调研制订。

　　如此调和，一方面反映了决策层对卫生部门倡导的向预防为主模式转换的认同，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各方面对医改中 “政府责任”问题形成了一定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