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意图即在揭开这层迷雾，还原历史之本来。

明朝自嘉靖始，王学左派渐成气候，从最初取法王守仁（王阳明）之“心学”到自成泰州学派（即王学左派），又经王艮、徐樾、颜钧、罗汝芳（汤显祖之师），至何心隐、李贽，越来越离经叛道。而此时之禅宗也趋于叛逆与批判精神。心学与禅宗的合流必然导致社会思潮的剧烈动荡。《金瓶梅词话》在此等背景之下诞生正所谓“生逢其时”。

《金瓶梅词话》中对两性间“滋味”不仅以“美快不可言”来形容，而且更因个中大胆的性描写而使人刮目。但细究起来不难发现其中的笔墨游离和粗鄙。我国古代的性学与性文学成熟较早，尤以隐喻与象征手法早已细致入微到口语语感之中，特别是宋元时期，宫体泛滥，淫靡之风炽烈。但文人还未将品味和格调抛诸脑后。明代后期，更由于王学左派的推波助澜，社会风气中已经对色情和纵欲加以接受甚至是肯定，当时的人们是不以谈房闱事为耻，“赤裸裸的性描写可见诸各类出版物”。对此，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有过精辟论述。按常理说，若是文人创作，情趣、文笔都不至于太过低劣和“三俗”，而且更由于当时之世风而不至因怕羞见人而隐蔽真实身份。对于此，学问家们心知肚明，正鉴于此，才抛出“最接近原作的应是词话本”之怪论奇谈。目的只有一个，为他们心目中的那位假想“文人”找个辙，否则的话，太不着调了。

依我之见，《金瓶梅词话》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由女性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

其实，只要不心存学术之私念而稍加留意，这四百年之疑团就如薄薄的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作者以“兰陵笑笑生”为名，这本身就很有意味，其中不乏对男性的揶揄和鄙夷。

《金瓶梅词话》是一部用山东地方方言写就的鼓词说唱话本，这是毫无疑问的。但问题是学问家们遍索与山东有瓜葛之文人皆无果，穷其因，根本没有将这一时期之女性列入其法眼。

现在的问题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性？她究竟是谁？她为什么要写作《金瓶梅词话》？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必须回到对《金瓶梅词话》的解读之中。

要说解《金瓶梅词话》就必须先谈到“词话”，即鼓词说唱话本。翻开中国曲艺史，不难发现，说唱艺术起于民间，兴盛于市井，而以勾栏瓦肆为舞台。在曲艺发展中，说唱技艺必然会形成两种流变：其一是民俗市井，以俚俗为其特征；其二是风月院馆，以淫邪为其宗旨。说唱技艺的这种源流形态在中国大陆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两股分流重新汇聚并以舞台艺术为归宿，完成了一次从下层杂末到人民艺术和民间艺术的翻身和解放。这是不争的事实。《金瓶梅词话》其实就是青楼之中藉以娱乐的时调说唱底本，与此相类的还有《西厢记（院本）》和后出之《玉娇梨》（与《金瓶梅词话》有承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