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在欧洲的全面泛滥，也使人性中丑恶的一面得以彻底暴露。其实，普遍的道德危机，早在1270年十字军东征最终失败之后，就在基督徒的沮丧和失落心情中诞生了。人们不再尊老爱幼，犯罪率节节上升，狂欢纵欲成为时尚，高风亮节受到嘲讽。因此，黑死病的来临，被教士和道学家普遍认为是上帝对堕落的人类的惩罚。瘟疫期间，人们因为害怕死亡，而不肯和自己得病的亲人接触，一发现与黑死病相符合的一点点症状，就把患者反琐在房间内，任由其渴饿而死。履行自己职责的教士和医生们一个接一个地牺牲在抗疫前线，恐惧而无助的人们必须在自己的良心和性命之间做出生死抉择。家庭被广泛看作不必要的负担，没有亲戚的单身汉们由于没有什么挂念，生活得反而更加幸福。厌世思潮盛行，夫妻没有生育子女的兴趣，朋友之间形同陌路。宗教人士总是宣传说，在瘟疫中被消灭的人都是一些坏蛋，这完全是谬论。联系到1347——1351年欧洲黑死病的具体史实，我们甚至可以得出与此完全相反的结论。病毒和细菌导致的瘟疫与其被比作精确制导的巡航导弹，还不如被比作不长眼睛的集束炸弹。用道德标准看，它简直是一场逆向淘汰。勇敢的人死了，诚实的人死了，有同情心的人死了，坚守岗位的人死了，奋不顾身的人死了，探求真理的人死了，忠于亲友的人也死了。而那些毫不犹豫地抛弃父母兄弟，妻子儿女，朋友邻居，乃至于趁火打劫，落井下石的人，却不仅活了下来，而且比过去过得更加有滋有味。但在疫情之后，随着正常社会秩序的恢复，同情心和献身精神等高尚品德逐渐又找回了它们的市场。

人性的天生善恶，古今中外并无区别，是客观环境引导他们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只有当物质积累水准达到相当程度，人身财产安全有了保障之后，道德说教才是有意义的。否则的话，一味对他人求全责备，只能造就大批心口不一的伪君子。

1354年，是黑死病在欧洲有记载的最后一年。此后它又曾在世界各地小范围内时断时续地爆发，但像1347年那样横扫整个大陆的瘟疫，却再也没有出现过。在二战期间，美国曾有鼠疫的报道，近年来在亚非拉的热带地区，“黑死病”这个词也还偶然能见诸报端。但在抗生素发明之后，这种600年前死亡率曾超过80%的恶性疾病，今天早已经不再令人生畏。当我们日复一日地诅咒这些常常与我们过不去的传染病时，可曾想过，如果没有它们，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7000万年前的那次物种大毁灭，哺乳动物何时才能从恐龙手中抢到地球的霸权？如果没有数百万年前东非大裂谷的出现，毁灭了当地的热带雨林，逼迫古猿离开参天古树下到地面，人类何时才能诞生？如果没有5000年前席卷全球的大洪水逼迫人类走到一起，国家何时才能出现，文字何时才能发明？如果没有当年的那次黑死病扫荡欧洲，人类何时才能告别中世纪和铁器时代，现代文明又何由诞生？一个没有外部威胁，不懂得恐惧的物种，是否就将接近它的末日？这样看来，一时塞翁失马的我们，又焉知非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