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特务机关从大陆撤逃时,一片混乱,通联指挥只能使用原班人马,运用原套工作方法。而已经起义的“保密局”杭州支台的人员大都与他们本来是同学、同事或搭档，交往密切，彼此对通联手法、特点、脾气都很熟悉。这时，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与派往岛外、潜伏在大陆的特务组织，指挥联络主要使用电台电讯，截获和破译他们之间的这些密电码，是反间斗争的重点课题。为此，杭州市公安局经省委和华东社会部批准，决定设立专门机构，启用“保密局”杭州支台的人员，并在破获的敌特组台案件中，筛选有连续作战条件的台电，与美蒋特务机关周旋。

我们首先对起义过来的18位同志（支队长厉培明等三人已调上海市公安局工作）集中进行政治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选用《浙江日报》干部、原地下党员沈竞新来管理和领导他们，定名第二股，沈任股长，隶属杭州市公安局第二处情报科，配备7台收发报机，其中有3台功率较大。这些同志随着立场的转变，和我同甘苦，表现很积极，很快把工作开展了起来。当时称之为“骑驴找驴”，实际上起“解铃还需系铃人”的作用。开始以搜索为主，控制为辅。到1950年5月，对台湾“保密局”、“毛森系”、“内调局”的电讯网络大都能捕捉到信号，控制了敌特总台的共播机，掌握了“保密局”联络通讯电台的区域及活动性质，也摸到了敌特电台密码的规律。破译员马遁，经过反复研判，破译了第一份密码，获取了情报，随即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以控制为主，搜索为辅。至当年6月，共掌握敌台23种密码，全部破译的有20种，译出的电报涉及军事、政治诸方面的内容，情报价值很高。特别是佐证从其他渠道获悉的敌情动向，有利于我开展谋略斗争。敌人要从舟山撤逃，我们事先知道了；敌人要空投特务，我们也知道了，并引导到我指定地点着陆。1950年秋，10名国民党空投特务一落地，就成了瓮中之鳖。他们随带的电台、密码本、武器等被我全部缴获。

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1951年，浙江省公安厅决定将杭州市公安局第二处情报科第二股升格为科建制，移交省厅一处管理。到1954年底，根据公安部的要求，又在科的基础上扩编为技术侦察处，人员扩编到120余人，设备陆续更新，工作更走上正轨。从破译敌台密电中得到了许多情报，有的非常重要。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我破译敌台密电，在1955年4月11日发生的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保护了周恩来总理的安全。

1955年4月18日到24日，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这是第一次由发展中国家自行召开的大型国际会议。为了加强与亚非国家的关系，扩大国际和平统一战线，推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中国政府决定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代表团出席大会。